对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思考

许蕊


　　理想信念是最高的人生价值追求，是居于支配地位的价值观念。因而，它们对人们的思想言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是主宰人们各项行动的精神支柱。理想信念是人们的主观世界，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必须认真地改造主观世界。在改革开放进程进入一个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速发展的条件下，只有大力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才能进一步增强党性，有效抵御和防范形形色色的各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的侵蚀。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是保持强大精神支柱的基础，是树立正确道德观念的关键，是凝聚人心的保障 ，是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是应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必然选择。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是一个系统性工作，单纯就教育抓教育往往效果不佳。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必须增强教育的主动性和实效性，不仅要有积极主动的工作热情，还要有科学的工作思路。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必须与历史教育相结合，与认识基本国情相结合。中国人民从血与泪的屈辱、血与火的抗争中，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中，深刻领悟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通过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深刻认识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党的领导下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必须丰富教育内涵。当前，我们正处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新旧体制转轨、经济快速发展新时期，社会上多种思潮不断碰撞，如果不坚持开展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各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就会泛滥成灾。因此，必须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以革命英烈的故事鼓舞人，以先进模范的事迹鞭策人，以腐败典型的蜕变警示人，通过教育，培养道德情感、增强荣辱观念，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帮助广大党员干部提高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自觉性。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在教育中，应认真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根据不同情况深入细致地开展工作，既要注重思想上的释疑解惑，又要想方设法解决党员干部群众的实际问题和工作中实际问题，拉近理想与现实的距离。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必须创新形式。严峻的形势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创新教育的形式，努力创新正面典型示范教育和反面典型警示教育等形式和载体，经常性地开展党性、党风、党纪等主题或专题教育，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督促广大党员干部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模范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自觉做到为民、务实、清廉，为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作出表率。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必须注重实效。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必须增强针对性，注重教育的实际效果。把理想信念教育和历史使命、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结合起来。要结合不同的教育对象，采取不同的教育形式，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才能收到扎扎实实的效果。在理想信念教育中，针对倾向性问题，进行集中学习教育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纳入经常性工作，常抓不懈、持之以恒，真正使坚定的理想信念成为党员干部的思想之魂、远行之帆。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真正成为社会精神生活的“主旋律”。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道德规范，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树立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社会风尚，培养和形成尊廉崇廉的从政环境，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氛围。


北安市人民法院 许蕊
2002年3月1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该条规定较行政诉讼法扩大了行政诉讼原告主体的范围，亦即行政诉讼中，原告应当是行政决定的相对人，但行政第三人即与行政决定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个人或组织，也可以作为原告。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行政诉讼第三人是因与被提起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通过申请或法院通知形式，参加到诉讼中来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直接影响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特定权利和利益，才能视为行政诉讼意义上的“利害关系”。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既有第三人与被告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也有第三人与原告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还包括第三人与原告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

一、行政诉讼第三人的诉讼地位

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既不会依附于原告也不会依附于被告，可以提出自己的请求，也可以发言、辩论、对第一审判决不服有权提出上诉等等。第三人参加诉讼可充分陈述自己的意见，提供证据，为维护自己的主张参加辩论，从而有利于法院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全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达到降低诉讼成本，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的目的。

行政诉讼第三人从总体上可以分为原告型第三人、被告型第三人和证人型第三人。所谓原告型第三人，是指享有诉权的公民没有在法定期限内起诉，而是参加他人提起的行政诉讼的第三人。所谓被告型第三人，是指应当作为被告参加诉讼，但因原告不指控，而被法院作为第三人通知参加诉讼的行政机关。所谓证人型第三人，是指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主要作用是协助法院查明案件事实的第三人。

在行政处罚案件中，特别是在治安处罚案件中，不但有被处罚人，还有被侵害人。如果被处罚人不服处罚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另一方被侵害人则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如果是被侵害人对处罚不服而以原告身份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处罚人也可以第三人名义参加诉讼。

二、共同被处罚人未起诉的可否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行政机关就同一违法事实处罚了两个以上共同违法的人，其中有的起诉了，有的没有起诉，未起诉的人是否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应区别情况对待。如果起诉人对共同违法事实的认定和行为的定性都无异议，只对处罚结果不服而起诉，那么其他未起诉的人不能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这是因为未起诉的人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如果起诉人因对共同违法事实的认定有异议或是对违法行为的定性以及违法责任的大小的分配有异议而起诉，那么没有起诉的其他被处罚人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这是因为行政处罚不是针对原告一个人作出的，而是针对包括其他未起诉人在内的共同实施违法行为的多人作出的，人民法院审查行政处罚行为是否合法、适当，必然要对共同被处罚人共同实施违法事实进行全面审查，分析比较各自在违法行为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依法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的大小，从而正确衡量行政处罚是否合法、适当，判决维持、撤销或变更。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原告的诉讼请求是什么，也无论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结果如何，在人民法院尚未对案件进行全面审理并作出裁判以前，都很难确定其他未起诉的被处罚人与被诉行政处罚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所以，在共同被施以行政处罚的人中一部分起诉，一部分未起诉的情况下，未起诉的当事人应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三、应当追加被告而原告不同意的，法院应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依照《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应当追加被告而原告不同意追加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如果只有一个被告而原告指控又不正确的，法院应要求原告变更为正确的被告；原告如不同意变更的，则驳回起诉。但是如果应当有两个以上的正确被告，而原告只起诉其中部分被告，不同意起诉其他具有被告资格的行政机关的，这些行政机关依法应由人民法院通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四、因行政机关的决定而引起损害的被害人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由于被裁决的双方当事人与行政机关之间存在着行政法律关系，任何一方不服均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或变更行政机关的处理决定。由于行政机关作出的损害赔偿决定与致害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都密切相关，如果致害人认为要求赔偿的数额太多或以行政机关滥用职权为由请求法院审查行政机关的赔偿处理决定，则被害人将面临失去或减少赔偿数额的可能；反之，被侵害人起诉要求加重赔偿，致害人的权益也将受到影响，因此这类案件中致害人与被侵害人在相对一方向法院起诉的情况下，另一方均可以以利害关系人的身份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五、行政机关和非行政机关共同署名作出的处理决定，非行政机关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非行政机关或其他组织依法不具有国家行政职能，没有行使行政职权的权力，它不能成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即使是受行政机关委托行使行政职权，也不能成为独立承担行政责任的行政主体，从而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人民法院只能将与其共同作出处理决定的行政机关列为被告，但是人民法院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审查结果与非行政机关存在着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即如果人民法院确认了行政机关所作的处理决定是错误的，并且需要进行赔偿时，非行政机关就应当作为赔偿诉讼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承担起应负的法律责任。

六、在征用土地或房屋拆迁行政案件中，建设单位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在征用土地或房屋拆迁行政案件中，因征地或拆迁这一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纠纷，当事人不服这一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相关的建设单位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这是因为具体行政行为是在实现建设单位已经取得的合法权益，这一具体行政行为一旦被诉，则与建设单位的权益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如甲所有的房屋在城市建设中需要拆迁，甲与建设单位就有关的拆迁补偿事宜未能达成一致，经拆迁管理机关裁决后，甲对行政裁决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建设单位应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因为案件的处理结果和建设单位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