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变性手术的法律争议
内容提要：
“变性手术”这个曾经不为我们所知的词，随着我国医疗技术的进步。也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因此“变性手术”也开始受到我们的关注。从医学角度来看实施变性手术是治疗性癖的方法之一。有人认为；选择自己的性别是自己的一项基本权利。自己有权利来决定是否进行变性手术。并且具有性癖的人有权通过变性手术来治疗自己的性癖，这是每个公民自己的事。但有人认为，选择自己的性别决不单是个人的私事，人的性别不仅对其自己有重要的法律意义。而且对对整个社会有着广泛的意义。比如，作国变性手术后的人，究竟应该是一变性前的性别还是变性后的现实性别来进行户籍登记呢？还有亲属关系、以及出现的医疗事故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关键词：变性手术 社会定位 人体器官 逃避侦缉
一、手术后患者可能后悔而产生的问题。
当患者改变自己的性别，摆脱对自身性别的厌恶之后，面临的是新的心理煎熬，因为他们必须重新确定自己的角色，从新去适应整个社会。这对于患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美国第一位变性人的自传小说《变性人》中的一段叙述是耐人回味的：“不是亲身经历过变性的人，决不会理解到一个男性女性兼备的，并且阴阳倒置的人身体上所受的煎熬。被这种什么都具备又什么都不明确的两性禁锢的人，身体上和精神上所遭受的是无止境的非难和屏弃，以至由此产生的绝望。”国外医学统计资料显示70%——80%以上的变性人手术后心理并未改变，出现精神分裂等不适应症，由此患者对手术的心理期望值与手术的实际效果之间的差距可能引发当事人的后悔。当事人对变性手术后的社会角色与社会认同艰难的适应过程中，当不能顺利担当新的社会角色时也会引起当事人的后悔。当患者一旦后悔，对手术不满意，很可能将医院告上法庭。医疗机构则必须承担手术决策程序合法、操作无误等一系列的证明责任。这对医院来说难度是极大的。尤其再现在对这方面的标准法律还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这无论对医院还是对患者都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

二、变性手术后的对原有社会关系的变更和重新定位。
性别是社会角色的基础之一，尤其在中国这个充满伦理道德色彩的文化中。因此，性别的改变必将涉及到一系列的社会亲属关系的变动。以婚的变性，突然从为人妻变为为人夫，或有兄弟变姊妹，还涉及到原配能否接受。尤其对于已有子女的以婚患者。子女将与女性爸爸或男性妈妈交往，即使理想化地想象社会公众均以平静、宽容、理解的态度对待此事，在孩子的内心深处也难以平静。这对孩子的身心健康肯定会带来不利的影响的。未婚者进行变性手术也会涉及到父母、兄弟姐妹们的认同。否则在法律和伦理上将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作为夫妻可以用离婚的方式解决变性手术后的夫妻关系。但血缘关系却不可能以解除来解决。对孩子造成的影响，更不是轻易能够解决的。

三、变性手术对摘除人体器官的争议。
人体器官的健康完整由国家的法律予以保护，当事人和医生都无权去无端处置。而变性手术摘除的恰恰是人体健康的器官。并且是在没有任何病变的时候被人为地摘除，这种做法无疑是对健康器官的残害。即使摘除患者的器官事先得到患者的同意，但是患者处于弱势，是被动的消极的，而医生的决策是主动的，积极的。因此患者的同意并不能排除医生残害器官错误决策的法律责任。特别是患者手术后将医院告上法庭，医院则处于有口难辩的状态。但对于这一问题，有些国家则存在不同的看法。一些比较开明的法官还是表示赞同实施这种医生和患者双方都同意的治疗方案。似乎也渐渐被更多的国家所认可。

四、变性手术可能成为犯罪人逃避侦缉的重要手段。
以性别为主要差别的容貌是人的稳定特征，也是侦查犯罪案件和缉捕作案人的主要依据之一。一般来说，侦查机关掌握了犯罪人确切的体貌特征后就可以按这个体貌特征来抓捕犯人。但是，目前的整容技术的发展将给侦查工作带来不小困难。这无疑给犯罪人增加了一种逃避打击的手段。并成为当今国际上犯罪分子反侦查的的一项重要手段之一。如当今的很多恐怖分子就是以这种方式来逃避反恐组织的侦查。在客观上为社会的控制增加了难度。虽然严格意义上来讲，人的性格可以用DNA来确定，即是当事人实施了变性手术，但其DNA是不会改变的。可是性别是别人的隐私，非经特许他人不能查询。如果正常人实施犯罪后以变性手术作为隐匿身份和从新融入社会实施犯罪的手段。侦查工作的难度将是超长的。再者，我们到底是以当事人的DNA来确定性别呢还是以当事人变性以后的性别来确定呢？这将又是一个难题。
总之，变性手术一方面给予了个人选择自己性别的权利，另一方面也给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法律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和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精神需求也趋于多样化，人对精神生活上的满足提升到了更高的层次。在这种社会的背景下，“变性”的出现也不足以为怪。并且从目前来看，有迅速发展的趋势。如何让“变性”、法律、社会三者和谐地结合起来。既保证公民选择自己的性别的这一基本权利，又保障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以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双嬴。这将是一个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参考书目：
《变性人手记 》凡一平著
《中国“变性人”现象》方刚著
《变性人自述》/ (英)莫里斯(Morris,J.)著 ; 郁　飞译









舒钰琳

西南民族大学

法律的详密与简约

2000年10月26日 13:24 法制日报1999年10月21日第七版

今人制定法律有个习性，喜欢周密、面面俱到，惟恐漏下什么空子叫人有机可“钻”。我们爱说，法治就是啥事儿都要依法办事，有一件事儿做得随意、任性，没有一个凭据，就是丢失法律规矩的乱来。如此，作为行为规矩的法律自然数不胜数。

　　不过，我们眼下的习性，多多少少也来自洋人的法律文化影响。启蒙运动以来，洋人对法治着迷上瘾，认定法治有百利而无一害，故而拼了老命来制定方方面面的法律规矩。大凡一个行为，他们就神差鬼使地想将其纳入法律的轨道。那阵儿的法律制定，真是热火朝天、乐此不疲。成千上万的法律文字儿，铺天盖地，就像从有始无终的生产流水线上蹦出的产品，一条接一条，一款接一款。仿佛立法都可以实现“泰罗”式的工业化。法律史专家说，这是“立法运动”，还说，从这时开始才出现了令人应该学习的西方现代化法律大厦。而这座大厦的特征，正是详密、无所不包。

　　可是，咱们古人偏偏要较真儿。　

　有些古人非说，法律详密没啥可夸耀的。那是中看不中用。晋代有个叫杜预的人，他讲，“刑之本在于简、直”。宋代出尽风头的司马光也说：“凡立法贵其简要”。就算到了民国，还有个叫程树德的现代法律学问家，照样以为：“简则治，繁则乱，盖以我国幅员之广、人民之众、风俗之殊，不能不以简驭繁之法”。

　　过去的国人，还有两条理由来论其中的要害。头一条的意思是，简约的法律条文读起来省事儿，不费脑筋，因为一目了然。后一条意思是，简约了，官人不易做奸事儿，因为大家都容易知道法律规矩，从而容易盯着官人的一言一行。

　　后一条蛮关键。杜预说，“法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例直易见，禁简难犯”。而且，“法出一门……吏无淫巧”。大唐李世民有类似的言辞：“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

　　琢磨一下，法律条文多了，自然容易出现相互矛盾。条文多得一踏糊涂，找出意思不同甚至相反的东西，对熟悉法律内里机巧的官人来说，自然易如反掌。这有“法出多门”的劲头儿。如此，不安分的官人，便会暗自窃喜。遇到了麻烦，他们一定会揪住有利自己的条文，大做文章。而外行人简直就是云里雾里。

　　古人反对法律详密，主要是担心官吏“淫巧”、心存不轨。官吏之“淫巧”，用在详密的有时包含自相矛盾的法律规定上，自会不知不觉地出现一个结果：官吏操持了法律统治。而这种统治，又未必是皇上老人家的原本意思。无形中，君王的权力架空了。更为要命的是，架空之时，不仅皇上兴许看不出，而且低层小民也是不知机关。这使问题变得非常严重了。

　　今人不会再为皇上着想。皇上是个过时的“人治”符号，已经做古，顶多当成“历史文学形象”来为人们兴趣调节一二。但是古人的思路依然有益。因为，即便我们认定了法律制定与民主的关系，扔掉了皇权，法律详密而生的问题，依旧放在那里。我们都说，法律是人民的意志。可是，法律条文汗牛充栋、繁复多样，老百姓总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如此，何来他们的意志?接下来，老百姓何以知道官人所做的正中他们下怀?百姓只知官人“依法办事”，却不知有时那可能是依“依法”之名、行“官治”之实。反过来，条文简约，百姓看了一准儿明白。明白了也就容易知道官人到底在干什么。

　　当然，详密有其好处，这该是没说的。而详密的好处，也是针对简约的弊端而来的。法律太简单，等于时常还是没有规矩，人们照样不知所措，官人照样可以挥发“淫巧”。事物是利弊兼有。

　　问题倒是，对今人、古人的思路是否意味着这样一个意思：将皇权扔掉之后，法律制作得相对简约，百姓就容易像过去的皇上一样，“真正当家做主”，依自己的意思、意志查断官人的所做所为，从而大体避免“官人之治”，保持民主?法律详密，百姓倒是困难了?

　　这终究是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