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前的减刑假释诉讼审理程序是一种狱政机关行政审批和人民法院书面审理相结合的程序，其存在的最大问题，一是由于透明度不高，程序基本上是在高墙之内流转，在监管干警和法官的办公室内运行，社会各界并不了解程序运行的基本情况。二是当事人参与度不高，虽然在提请阶段，刑罚执行机关将有关信息向在押犯公示并赋予其一定的异议权，但是从总体上看，罪犯没有直接参与到程序当中。三是缺乏外部监督，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诉讼程序的监督呈现出功能性缺失，监督滞后且效力不足，其他机关和组织由于缺乏知情权更是无法监督。这些问题导致社会各界对减刑假释诉讼程序的公正性产生了极大的质疑，容易出现法院与刑罚执行机关串通，导致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的发生，产生腐败，特别是职务犯罪罪犯减刑率、假释率、暂予监外执行率高的现象，一直备受社会诟病。

第一，明确改革的根本目的或主要目标。近年来，社会各界对减刑假释审理程序改革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当前不仅学术界对相关程序构建的认识不一致，而且由于刑事立法的相关规定不尽一致且并不够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各地做法也大相径庭，有些探索缺乏明确的法律支持。为了统一减刑假释案件的审判程序，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并于2012年7月1日起实施，该司法解释从总体上描绘了减刑假释审判程序的基本框架，包括庭前准备程序、书面审理和开庭审理相结合的审理程序、公示程序、送达程序以及上下监督程序的最新司法解释，但对于审判程序的核心问题——如何“开庭”审理，并未作出详细规定。社会关注度与减刑假释审判程序建构问题之间的矛盾仍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笔者认为，减刑假释的决定权属于司法权的范畴，减刑假释诉讼程序属于司法程序，审判程序是减刑假释程序的核心。因此，必须围绕审判程序这一核心来设计整个减刑假释程序流程，必须为了保障审判权的正确行使、确保司法公正来重构程序。当然，并不是说刑罚执行机关的提请权、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以及当事人的参与权、救济权不重要，这些权力或权利的行使，都必须围绕审判权而展开，服务于审判权的行使。

第二，明确减刑假释审判程序的实体内容。程序是为实体服务的，再好的程序，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实体问题，就会变成华而不实的“摆设”。减刑假释审判的实体内容包括事实性判断和法律性判断两个方面，所谓事实性判断，就是在审查罪犯悔改表现、立功表现真实性的基础上，对其人身危险性的现状及走向作出判断。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由其行使对减刑假释整个程序的监督权，也是确保减刑假释程序公正的重要保障。

第三，确立减刑假释审判的诉讼模式。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靠拿来主义，更不能简单地通过理论思辨来随意构建程序。正确的方法是，首先要抱着一种客观的、实证的态度来分析现有的减刑假释裁决的运作程序，而不是对原有的减刑假释程序的彻底否定；然后总结实践中有益的经验，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的措施。研究的起点首先要构建程序，减刑假释程序的问题就是：因为程序不公开、监督缺位，导致一些罪犯刑罚的非正常变更。刑罚非正常变更问题涉及以下四个主要方面。

（一）裁决权归属问题。有人主张裁决权划归刑罚执行机关行使，这样能更好体现管人与管事相结合、效果与效率相一致的事权原则。首先，这种观点不符合分权制衡原则，容易滋生腐败。其次，作为刑事裁判重要组成部分的刑罚是审判机关作出的，减刑假释裁决本质上是对罪犯原判刑罚的变更，行政机关无权作出。当罪犯的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发生变化后，只有作出刑罚的法院才有权予以变更，如果由其他机关变更，则缺乏最基本的公正。因此，裁决权仍应归属于法院。

（二）裁决程序模式问题。面对一提到原有的减刑假释程序存在的问题的不公开性，立即有人开出一剂“药方”，即“以程序正义为原则确立对抗式庭审模式”，主张我国应借鉴英美国家的经验,把减刑假释审判裁决程序也改造为一种刑罚执行机关、服刑罪犯被判刑人与检察机关、被害人进行对审辩论、法官居中裁决的对抗模式，言词审理程序或者是由代表检察机关提出刑罚变更意见的检察员与被害人的委托律师进行对抗，法官居中裁判。

（三）提请权问题。如果没有出现该提请的不提请或者不该提请的提请了，现在就不是问题，也无须讨论，保持刑罚机关提请的现状即可。既然改革减刑假释程序的动因在于强化程序公开和监督，那么有两个核心问题需要考虑。一是哪些机关或当事人参与程序，二是监督权如何配置。有人以程序公正和当事人平等为由主张被害人对减刑假释享有程序参与权。

（四）开庭审理减刑假释案件的范围。有人针对当下“书面审理、集中办理、形式审查、文书格式化”方式存在的弊端，提出应当对之彻底加以改革，是目前减刑假释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其实，这只是对目前程序的一种高度概括，并不是存在的真正问题。那些对全部减刑假释案件都实行开庭审理的主张有矫枉过正的嫌疑，完全脱离了中国国情和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状况，不但没有必要，而且将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解决现有减刑假释程序存在的问题，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准确把握我国犯罪数量增加、在押罪犯数量增加的趋势，根据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刑罚执行机关司法资源的现状，决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减刑假释制度，更不能简单地通过理论思辨来设计程序。要抱着一种客观、实证的态度来分析现有减刑假释程序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的方案，而不是对原有程序的彻底否定。实践中还可以将案件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检察机关对执行机关的意见有异议的，另一类是检察机关对执行机关的意见没有异议的。


（作者单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财政部


关于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施行细则若干条款解释问题的复函①
财政部



一、参加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的外国企业，从它的关联公司取得借款，如果能够提供借款付息的证明文件，经税务机关审核，属于生产周转和建设投资的正常借款，可以按照细则第十二条的规定，准予按合理的利率列支。
二、外国企业从合作开采海洋石油中取得的应纳税所得额，在依照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税率缴纳所得税和地方所得税后，将纳过税的所得作为投资公司的股息或分享利润汇往国外，不再按税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征收所得税。
三、从事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的外国企业，可以按提取原油出口的交接量，依照细则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计算收入额。合作开采石油合同中确定的计算原油价格的办法，报经税务机关审定，符合细则第二十六条规定的计价原则可以采用与合同相同的计价办法，计算收入额。
四、从事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的外国企业，如果拥有两个合同区，其中一个合同区由于终止作业等原因而发生的亏损，可以从另一个合同区的收入中弥补。按企业所拥有的两个合同区汇总计算应纳税的所得额。
五、细则第二十二条所说合理的勘探费用，包括签订合作开采石油合同前执行双方签订的物探协议所发生的属于中标区块的物探费用。
外国企业在一个合同区所发生的合理的勘探费用，可以不分形成有形资产或无形资产，都累计作为资本支出，从本合同区已经开始商业性生产的油（气）田收入中分期摊销，摊销期限不得少于一年。在开始商业性生产后继续发生的勘探费用，可以逐年把当年的支出累计起来，依次从下
一年度起分期摊销，每一年勘探费支出的摊销期限，不得少于一年。其它尚未开始商业性生产的合同区所发生的合理勘探费用，也可以依照上述办法从已开始商业性生产的合同区油（气）田收入中分期摊销。如该合同区终止生产而发生亏损时，可以在该外国企业另一合同区商业性生产的油
气田分期摊销。
六、从事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的外国企业，运进从它有关联公司取得的已经使用过的设备，如果合作双方采取作价购买处理的，按合同双方议定的价格作为原价，经税务机关审核后，可以依照细则第十八条和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计算折旧或进行摊销。
七、从事开采海洋石油资源的企业，在开发阶段的投资，以油（气）田为单位，全部累计作为资本支出，从本油（气）田开始商业性生产的月份起计算折旧，折旧的年限，不得少于六年。该油（气）田在开始商业性生产后又发生的开发投资，可以逐年把当年的投资支出累计起来，依次
从下一年度起计算折旧，其折旧的年限也不得少于六年。对已经发生开发投资尚未开始商业性生产的油（气）田，应待本油（气）田开始商业性生产后计算折旧。中途废弃的油（气）田，其未折旧或未折旧回收完的开发投资，可以从其它已开始商业性生产的油（气）田收入中，依照尚未计
算折旧的年限进行折旧回收。
八、适用细则第十八条第三款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折旧和摊销期限，不完全限于开采海洋石油资源的企业。从事开采煤矿资源的企业，其开发投资所形成的各类固定资产，也可以综合计算折旧，折旧的年限，不得少于六年。
九、按照细则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对外国企业采用核定利润，计算出来的应纳税的所得额，因为在核定利润率时已考虑了减除必要费用的因素，即不再另外扣减费用。



1982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