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小蜜蜂财务软件有限公司等与周某侵犯商业秘密及其他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5）渝一中民初字第749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6）渝高法民终字第105号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在商业秘密侵权纠纷案的诉讼过程中，商业秘密权利人应该通过申请不公开审理、做好质证程序中的保密工作，并监督法院判决书中的内容披露等方式，保护好自己的商业秘密不在诉讼过程中被“二次泄露”，并减少、防止对方当事人的恶意诉讼。

三、基本案情
原告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成立于1997年5月，经营范围为计算机产品的开发、自销等。该公司成立后，一直从事深软公司研发的“小蜜蜂”财务软件在重庆地区的推广、销售及售后服务工作。至2002年5月，已拥有使用“小蜜蜂”财务软件的固定客户445家，并形成客户名单，该名单上载有“购买时间、购买单位名称、联系电话以及购买模块”等内容。
从1998年开始，被告周某、阳某、周乙三人相继进入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工作，从事软件推销和售后服务工作。在工作中，经常采用向客户出示客户名单来推销软件的方法。2002年5月，周某在退出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后与阳某、周乙入股设立佳勃软件公司，同样从事“小蜜蜂”财务软件的销售及售后服务工作。佳勃软件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使用的客户名单与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的客户名单基本相同，连名单上的购买时间、模块及单位排列顺序都基本相同。后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以佳勃软件公司、周某、杨某及周乙侵犯其商业秘密为由起诉至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4年2月，法院以（2003）渝一中民初字第28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了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的客户名单属商业秘密，四被告不得再行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原告的商业秘密。该判决书附页列举了原告445家客户的单位名称。
2005年7月，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在执行深圳某银行与深软公司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将被执行人深软公司所有的“小蜜蜂”系列管理软件的著作权及“小蜜蜂”图形等的商标权以21万元的价格裁定归锐贝科技公司所有。
被告旭朗科技公司系由周丙等四位股东于2005年6月合资成立，经营范围包括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及服务等。2005年8月，该公司成为锐贝科技公司在重庆地区的总代理商，负责所授权区域内小蜜蜂财务管理软件的销售和服务。2005年7月至2005年10月间，被告旭朗科技公司组织了员工郊游和两期小蜜蜂软件高级培训班。在其经营的网页上发布了前述信息，还上载了员工郊游照等照片。照片中均有被告周某。
2005年10月至11月间，被告旭朗科技公司先后在《重庆日报》等报刊及其经营的网页上刊登《告小蜜蜂财务软件用户》，主要内容是旭朗科技公司为小蜜蜂软件在重庆地区唯一合法的分支机构，自2005年9月9日起，在重庆地区仅佳勃软件公司、西翔科技公司为其合法经销商，并声明小蜜蜂软件从未做过任何改版，也未授权以上单位之外的任何单位与个人经销小蜜蜂软件产品及进行售后服务。
后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以旭朗科技公司和周某的行为侵犯其商业秘密为由，向重庆市一中院提起诉讼。要求二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原告的商业秘密，在报纸上赔礼道歉及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万元。
经查，重庆交通运业公司下属的二级单位富宛宾馆和汽车站的财务人员证实：从2001年起至今，该二单位均是在其上级单位重庆交通运业公司的统一安排下使用小蜜蜂财务软件（最初均是深软公司生产）；期间的技术维护、升级等工作一直是被告周某在负责（被告周某留在汽车站的最新名片上的单位名称是被告旭朗科技公司）。重庆市游乐园管理局的财务人员证实：该单位从2001年起至今一直使用小蜜蜂财务软件（2005年9月曾进行过软件升级），技术维护及升级是阳某在负责，相关费用向佳勃软件公司缴纳。
另据查明：原告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从2004年6月起不再经销小蜜蜂财务软件，转而经销蜜蜂源软件公司生产的BEESOURCE蜜蜂源系列软件，并从2005年3月1日起成为该公司重庆地区总代理商。原告声称：BEESOURCE蜜蜂源系列软件系小蜜蜂系列财务软件的原创人员所开发，可对小蜜蜂系列财务软件进行升级；（2003）渝一中民初字第282号民事判决书附页所列的445家客户中，目前至少有21家已成为被告旭朗科技公司的客户。被告旭朗科技公司在庭审中承认，该21家单位中有一部分是其客户，但未明示具体客户名称和数量。

四、法院审理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告的客户名单构成商业秘密，因为该名单不仅包含客户名称，还包含联系方式、购买时间、模块等内容，该名单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原告带来经济利益且不易从公开渠道获悉。因此，即使判决附页被公开，也只是客户名称的公开，并不导致整个客户名单内容的公开。而被告周某因工作关系知悉该客户名单的内容，在其离开原告后又代表旭朗科技公司为原告客户名单中的客户提供相同性质的服务，且又不能证明取得该客户是通过合法的途径，故法院根据现有证据认定其披露了原告的客户名单，侵犯了原告的商业秘密。由于其从事上述行为是代表被告旭朗科技公司所进行的，故法院最后判决：被告旭朗科技公司、周某不得再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原告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的客户名单；二人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万元。
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旭朗科技公司均不服判决，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认为一审判决的赔偿金额过低；且认定被告在两家报纸及其网站上刊登《告小蜜蜂软件用户》没有构成不正当竞争的结论是错误的。旭朗科技公司的上诉理由则是：其与周某各自独立，不存在委托周某为富苑宾馆和汽车站进行技术维护及升级问题，从未从周某处获取过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的客户名单；上诉人有资格经销小蜜蜂财务软件，进行广告宣传和培训属于正当合法经营；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从2004年6月起无权经销小蜜蜂财务软件，也就不能再从其客户名单所载客户处获取经济利益，其“客户名单”对其已丧失经济价值，在客户方面根本不存在损失问题，且也无证据显示其有损失，故原审法院判令连带赔偿1万元是错误的。
针对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旭朗科技公司的上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涉案客户名单是否为商业秘密，不能单纯以（2003）渝一中民初字第282号民事判决书的认定为依据，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由于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在上述判决后已（从2004年6月起）不再经销小蜜蜂财务软件，其对小蜜蜂财务软件在重庆地区的推广、销售及售后服务工作不再享有相应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其客户名单已失去作为商业秘密存在的基础和价值。同时，虽然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举证证明了其通过经销蜜蜂源财务软件能对自己以前销售的小蜜蜂财务软件进行升级，并存在利益关系，但并不能证明自己经销的是小蜜蜂财务软件，并以此获利，而只能证明其经销的是蜜蜂源财务软件，非小蜜蜂财务软件。故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不能以蜜蜂源财务软件能对小蜜蜂财务软件进行升级，且小蜜蜂财务软件的客户名单原为其商业秘密为由，要求禁止现在具有小蜜蜂财务软件经销权的公司在其客户中进行小蜜蜂财务软件的推广、销售及售后服务工作。
周某曾是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的股东并参与了小蜜蜂财务软件的销售和售后服务工作，在离开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后，又与他人共同出资成立了佳勃软件公司并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亦从事小蜜蜂财务软件的销售和售后服务工作。周某并非旭朗科技公司的员工，其参与旭朗科技公司组织的小蜜蜂财务软件客户培训，以旭朗科技公司的名义对原为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的部分小蜜蜂财务软件客户进行售后服务工作，是因为周某对小蜜蜂财务软件及客户较为熟悉，其间，周某有可能向旭朗科技公司披露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在经销小蜜蜂财务软件期间所形成的小蜜蜂财务软件客户名单，但亦因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已于2004年6月起不再经销小蜜蜂财务软件，而使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因经销小蜜蜂财务软件而形成的客户名单不再具有商业秘密属性。因此，周某的行为未构成对小蜜蜂财务软件客户名单的侵犯。
小蜜蜂财务软件是由原深软公司研发的一款专业财务软件，现该财务软件的权利属锐贝科技公司所有，旭朗科技公司是该财务软件在重庆地区的授权总代理商。蜜蜂源财务软件是晚于小蜜蜂财务软件而由蜜蜂源软件公司研发的一款专业财务软件，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是该财务软件在重庆地区的授权总代理商。小蜜蜂财务软件与蜜蜂源财务软件是在不同的时期、由不同的公司独立研发的，其权利归属不同的主体，无论蜜蜂源财务软件与小蜜蜂财务软件的具体研发人员是否同一，在技术上蜜蜂源财务软件是否能对小蜜蜂财务软件进行升级，均不能相互限制其另一方权利的行使。旭朗科技公司在有权经销小蜜蜂财务软件的前提下，组织客户培训，在网站、报刊上刊登《告小蜜蜂财务软件用户》的行为属正当的经营行为，其内容亦未针对重庆小蜜蜂财务软件有限公司及所经销的蜜蜂源财务软件，没有采取捏造、散布虚伪事实的行为损害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以及所经销的蜜蜂源财务软件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因此，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认为旭朗科技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的诉讼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涉案客户名单是否为商业秘密，不能单纯之前的民事判决书的认定为依据。由于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在上述判决后已不再经销小蜜蜂财务软件，故无权禁止现在有经销权的旭朗科技公司在原有小蜜蜂财务软件客户中进行销售和服务。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就旭朗科技公司和周某侵犯其商业秘密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故法院最终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均由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承担。

五、律师点评
本案原告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曾以佳勃软件公司、周某等侵犯其商业秘密为由起诉至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院最终确认了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的客户名单属商业秘密，四被告不得再行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原告的商业秘密，并在该判决书附页列举了原告445家客户的单位名称。法院此举是否将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的客户名单商业秘密予以公开？在商业秘密诉讼过程中，商业秘密权利人又该怎样保护好自己的商业秘密不被“二次泄露”呢？
首先，应申请法院对案件不公开审理。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离婚案件，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因此，为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不在法院审理过程中被旁听的“别有用心”的人知晓，权利人可通过向法院申请不公开审理，防止商业秘密在诉讼过程中外泄。
其次，应防止商业秘密在质证过程中被对方当事人进一步知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可知只有经过在法庭上公开质证的证据，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在公开质证的过程中，就有可能造成权利人商业秘密被进一步泄露的危险。虽然《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四十八条规定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应当保密的证据，不得在开庭时公开质证。”但由于在这种情况下，质证的结果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且易被当事人以未经质证的证据作为定案或委托技术鉴定的依据，违反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应当经过庭审质证才能够作为定案依据的规定，导致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提起上诉，要求重审。故通常情况下，法院在商业秘密案件审理程序中一般不因案件性质而对应当进行的质证程序有所变通和缩减，记载商业秘密的载体仍应当当庭质证。此时，商业秘密的权利人就应要求在质证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对对方证据可以摘抄，但是不能复印，同时应当作出书面的保密承诺，以此保护好当事人各方利益，尽量减少“二次泄密”和恶意诉讼的发生。
最后，商业秘密权利人应对法院的判决书内容进行监督，防止法院不小心将其商业秘密信息在判决书中泄露出去。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业秘密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第二十条规定：“商业秘密的具体内容不应在裁判文书中载明，但商业秘密的名称应在裁判文书中载明，并在附件中列出或者界定受到侵犯的商业秘密的具体范围和内容。但判决时，商业秘密已公开的除外。” 据此可知，法院无权将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在判决书中列明，当事人一旦发现商业秘密的信息被法院在判决书中泄露，应立即向法院反应，以尽可能的减少泄露范围。
本案中，法院曾在判决书的附页中列举了小蜜蜂财务软件公司的445家客户的单位名称，但该列举只是客户名称的公开，作为对于权利人商业秘密具体范围和内容的界定，不导致整个客户名单内容的公开，并无不妥。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浅 谈 无 效 婚 姻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迟晓然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而婚姻是构成家庭的基本要素。我国调整婚姻关系的《婚姻法》规定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并对法定婚龄及禁止结婚的条件作了具体的规定。为了维护《婚姻法》的严肃性、权威性，坚持结婚的条件与程序，保障婚姻的合法成立，预防和减少婚姻纠纷，《婚姻法》对违反这些规定的结婚在第十条作了具体规定，即无效婚姻的规定。严格地说，无效婚姻并不是婚姻的类型，它只是借婚姻之名而违法结合的一种特定概念，即欠缺婚姻成立的法定条件而不发生法律效力的违法婚姻。这些法定条件大体分为不符合结婚的形式条件；当事人意思表示瑕疵重婚的；近亲结婚；未达适婚年龄；患有不宜结婚的疾病等情况。我国《婚姻法》将这几种情况概括为绝对无效婚姻与相对无效婚姻。笔者在这里仅对无效婚姻进行详细的论述。
一、无效婚姻的类型
1、重婚的这一类型的无效婚姻是因违背一夫一妻制的基本原则而无效的。我国婚姻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禁止结婚。对违反这一禁止性规定的既构成无效婚姻的第一种类型。重婚是指有配偶者再行结婚的违法行为，也就是已有婚姻关系存在的人，又与他人缔结了第二个婚姻关系，即存在“前婚”与“后婚”。重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法律上的重婚，指“前婚”尚未解除，又与他人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的重婚。另一种是事实上的重婚，指“前婚”尚未解除，又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事实上已构成了重婚。无论是法律上的重婚还是事实上的重婚，都是对我国婚姻法一夫一妻的基本原则的违背，都是无效的婚姻。同时这种重婚如触犯了刑法还应按重婚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说重婚的无效婚姻中最严重的一种。
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
婚姻法第七条将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作为结婚的禁止性条件作了规定，违反这一规定而缔结的婚姻称为近亲婚。系婚姻法第十条所规定的无效婚姻的一种情形。婚姻法对一定范围内的血亲结婚作了禁止性规定的原因在于自然规律与婚姻道德规律的要求，同时也是古今中外的通例。根据优生学与遗传学的原理子代来源于亲体，人体细胞染色体一半来自于母亲，一半来自于父亲。父母子女间有1/2的相同基因，祖孙或同胞兄弟姐妹间有1/4的相同基因，伯叔姑与侄子女间、舅姨与甥子女间有1/8相同基因，而相同基因越多的人通婚，子代的隐性遗传病比率越高，相同基因数与隐性遗传病发病率成正比。因此，血缘关系过近的亲属通婚容易将精神上和生理上的缺陷及遗传性疾病传给后代，危害下一代的健康，进而影响整个民族的身体素质的提高和人类的发展。据统计，人类大约有4000多种疾病属于遗传性，仅隐性遗传一类就有1000多种，如白化病、先天性痴呆、癫痫等。而隐性遗传病中近亲结婚的发病率比非近亲结婚的发病率高150倍，出生婴儿的死亡率高3倍多，而我国的遗传性疾病的人数又较高，其中仅痴呆病人就有500万左右，如有的偏远地区的亲家村，白痴病人占全村人口的8%。形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大原因在于“姑表结婚，亲上加亲”的旧婚姻习俗观念造成的。因此，禁止近亲结婚是自然规律的要求，同时血缘过近的亲属通婚也不符合我国民间的婚姻习俗及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传统道德观念，与我国五千年文明史相悖。
3、患有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
《婚姻法》在第七条将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作为结婚的禁止性条件，同时在第十条将违反这一禁止性规定而缔结的婚姻定为无效婚姻。《婚姻法》将这种“疾病婚”定为无效婚姻的原因在于男女结婚后组成家庭，彼此是共同生活的伴侣，并共同承担生育子女的义务，而患有特定疾病的人结婚，容易将所患的疾病传染或遗传给下一代或互相传染，严重危及下一代的健康及整个民族的素质。同时涉及到哪些疾病能否结婚，要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要依据医学的鉴定。故对疾病《婚姻法》未作列举，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立法和司法机关也未作解释，法律实际上将这一问题交给了医学研究机构去加以认定。
4、未到法定婚龄的
《婚姻法》第六条对法定婚龄予以了规定，对违背这一规定而缔结的婚姻列为无效婚姻的第四种类型。法定最低结婚年龄的确定是基于婚姻的生物性和社会性双重因素，至于婚姻的生物性是指婚姻要受人的身心发育程度的限制，即一个人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成熟状况。健康的男女达到一定的年龄就需结婚，这是生理上的要求。一般说女孩12到14周岁、男孩14到16周岁开始进入青春发育期，女子在19周岁左右、男子在21周岁左右身体发育基本成熟。确定法定婚龄要以男女这种生理特点来作依据，同时考虑到婚姻受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制约的社会属性。婚姻的存在与发展不仅要与社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还要受到社会上层建筑的制约和影响，即政治、法律、道德、宗教、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等不同程度的制约和影响。我国将法定婚龄确定在男二十二周岁，女二十周岁是以上述两点原因为依据的。同时，我国婚姻法在法定婚龄这一条还以法律的形式对晚婚晚育应予鼓励作了规定。这一规定与最低结婚年龄规定的精神实际上是一致的，其根本目的都在于降低我国的出生率，控制人口的增长。因为晚婚晚育与降低人口出生率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按推算妇女20周岁结婚，21周岁生育，一百年内能见五代人；如推迟到25周岁结婚，26周岁生育，一百年内只见四代人，这样如晚婚晚育则可少生一代人，降低了人口出生率。所以从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角度来看，鼓励晚婚晚育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晚婚晚育也不是越晚越好，从有利于生育的角度来讲，女性结婚不宜过晚，从经济负担、母子健康、子女抚育等方面考虑，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是二十五周岁到三十周岁之间，同时结婚与生育并不是两回事，结婚亦可采取节育措施来实行晚育。
二、无效婚姻界定中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重婚的界定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其中尤为突出的重婚纳妾、包二奶、姘居、婚外恋等这些现象直接挑战我国的一夫一妻制度，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败坏了社会风气，导致家庭破裂，甚至发生情杀、仇杀、自杀，严重影响社会安定。然而对于这些现象法律上能否用重婚来界定，实践中有不同的看法。很多人基于刑法对重婚罪的规定过于严格，使许多事实上重婚的行为远离法律的制裁而建议刑法对重婚罪作出司法解释，放宽重婚标准或通过婚姻法对重婚加以明确界定，从而加大对“包二奶”、“养情妇”这些现象的打击力度。原因在于这些现象已日益成为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法律上在此现象的处理上一直是一个盲区，故建议明确重婚的含义：首先对有配偶者而与他人虽未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但达一定时限的“包二奶”、“养情妇”者也以重婚论处；第二是加大对重婚者的惩罚力度，为严厉打击 有配偶者而与第三者再婚或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重婚者，对其除给予刑事处罚外还要处罚金，同时对虽未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的“包二奶”、“养情妇”现象上升到法律上予以处罚，从而对这种严重违反一夫一妻制度、破坏家庭和睦、败坏社会风气的丑陋现象以法律武器来加以遏制；第三，要加大对第三者的打击力度，在行政上予以处分，在经济上予以惩罚；第四是加强对重婚案件的公诉力度，重婚罪虽是以自诉为主的案件，但多数女方基于各种原因自诉能力较弱，需执法机关帮助，因此公安机关与检查机关应积极进行侦查，提起公诉。
笔者则认为，“包二奶”、“养情妇”现象在社会上虽大量存在，并应受到严厉的谴责，但重婚的概念还不宜再扩大，原因在于：首先，“包二奶”等现象不仅涉及社会问题，更多的是涉及婚姻、家庭问题，而婚姻是以感情为缔结的基础，感情问题属于心理范畴，具有捉摸不定、难以把握的特点，法院很难来识别判断，何况婚姻关系属私法范畴，公权利介入太多并不合适；其次，婚姻法存在性质上属于民法范畴，本质上属于私法，在婚姻法中只应规定与婚姻有关的民事法律后果问题，而重婚罪属刑事罪名的一种，婚姻法对此予以规定显然不合适；第三，称呼“包二奶”、“养情妇”的原因在于这些行为都未经合法登记，男女双方大多未以夫妻名义而同居，采用的大多是半遮半掩的形式，对此行为按重婚罪处理，无论在现实上还是在法律上都存在问题，从法律的角度讲合法性是婚姻的本质属性，任何一种婚姻都必须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结婚必须经过登记方成为婚姻，而有配偶的人又与他人同居的“包二奶”、“养情妇”行为本身系违法的，不应属婚姻。如按重婚非对待，在法律上缺乏依据，在事实上将“包二奶”、“养情妇”现象按重婚非处理又很难操作，如同居时间多长才算重婚，如何计算，况且大多“包二奶”、“养情妇”的都是以不公开的方式进行，如何才能确定其同居又是实践中的一大困难。基于上述原因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扩大重婚的范围，将这些复杂的问题简单的定为重婚罪，从而避免引起社会的不安定。对于“包二奶”、“养情妇”等现象要看作社会问题，通过党纪政纪的处罚以及道德教育、社会综合治理来实现。对于“包二奶”、“养情妇”者的妻子的损害问题，在离婚时亦可通过过错赔偿来实现。
（二）对于拟制血亲是否禁止结婚的问题
拟制血亲指本无直接血缘关系，法律上确认其享有与自然血亲同等地位的亲属。法律亦明确规定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关系应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间的有关规定，故养父与养女、养母与养子之间的通婚不大适宜，且我国民间在结婚问题上历来讲究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反对不民辈份的亲属通婚，并且如不同辈份的拟制血亲通婚，也可能会侵害养子女或继子女的利益。另外，婚姻法对拟制旁系血亲，如养兄弟姐妹之间，直系姻亲如公公与儿媳、岳母与女婿、没有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的结婚问题也未作出明确规定。但笔者认为此类婚姻从本条立法的初衷来看，拟制旁系血亲因不存在实际的血缘关系不应在禁止之列。直系姻亲之间虽无血缘关系存在，但从尊卑有别、长幼有序以及家庭和睦的角度讲，他们之间应以不结婚为宜。
（三）关于疾病婚的具体规定
《婚姻法》对疾病婚只作了概括性的规定而未作出一一列举。在司法实践中以下几种疾病应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1、患性病未治愈的。性病是由病原微生物引起的，以性的接触作为主要传播途径的传染性疾病。而婚姻的基础是两性的结合，患有性病的人结婚，通过性行为配偶很难幸免。同时妊娠妇女患有性病的，其子女一定会被传染，故为了患者自己的康复以及他人的健康幸福，为了全民族身体素质的提高，患性病未治愈的绝对应禁止结婚。
2、重症精神病患者。重症精神病主要指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型精神病以及其他重型精神病。这种病人禁止结婚的原因首先在于精神病人为限制行为能力或无行为能力人，不能做出自觉自愿的意思表示，不能理解婚姻的意义，不可能承担婚后夫妻间的义务及对子女的责任，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该病是严重的遗传性疾病。据医学统计，精神分裂对下一代的遗传率是父母一方有精神分裂症的遗传率为50%，父母双方有精神分裂症的遗传率是60%，躁狂抑郁症的遗传率为22%，因此说精神病患者结婚后，不仅有碍患者本人的身体健康，影响夫妻和睦，而且对后代的健康以及人口的优生有很大危害，并且此病即使治愈，因其遗传性较高，也应劝其不结婚或不生育。
3、重症智力低下者，即痴呆症患者。较严重的症呆病患者甚至不能识别自己的亲人，更不能担当家庭的负担，及履行夫妻的义务，并且这种病的遗传性很强，容易危及后代，应禁止结婚。
三、对无效婚姻的财产处理原则
《婚姻法》规定无效婚姻在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无效婚姻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从本条看《婚姻法》在处理上适用以下原则：
1、协议原则。协议是处理财产的先行程序，只有在当事人对其财产达不成协议时，才由人民法院判决。判决应遵循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并且处理的财产只能是双方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同居前的财产、同居中的（同居中的个人财产）根据法律规定应当属于各自的收入，不能作为处理的标的。
2、保护无过错方的原则。对重婚导致的无效婚姻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这里所称的合法婚姻当事人即合法婚姻中的无过错方，在处理重婚财产时，不能处理属于合法婚姻中无过错方的财产。然而在实践中，这些财产往往无法分清，处理时应本着保护无过错方的原则处理。另外，有些重婚的一方当事人系受骗的，无过错，在宣布该重婚无效时，在财产上也应予以适当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