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王某是根据广西梧州市政府有关安排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政策和文件精神，经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及财政局同意，由某学校招聘进来的公益性岗位劳动者，其工资和待遇除了财政补贴部分岗位工资和社保费之外，其余部分仍由用人单位负担。在2011年5月以前，财政补贴的只有“三金”（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至2011年11月后增加为“四金”（除上述三项外增加工伤保险），2012年2月之后为“五金”。根据相关文件规定，缴纳上述“三金”或“五金”的程序为，先由用人单位缴交（垫付），按季度结算，再在下一季度的第一个月内向当地劳动保障部门申请，劳动保障部门在每季度第二个月的前10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并转同级财政部门核定，财政部门在10个工作日内核定完毕并通知劳动保障部门，同时将补贴资金拨至劳动保障部门就业再就业资金支出专户，由劳动保障部门将资金划入用人单位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2011年3月29日市就业服务中心通过银行转账汇入王某所在单位某学校，但在2011年12月之前该学校均没有为王某缴纳工伤保险费。2011年8月29日 ，王某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使王某不幸去世，经上级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属于工伤范围。那么王某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因由谁承担呢？

　　一、公益性岗位的概念

　　公益性岗位是再就业工作中出现的新名词概念，对于这一概念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劳动保障部《关于开展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统计的通知》（劳社厅发[2003]4号）对公益性岗位的解释为：“主要由政府出资扶持或社会筹集资金开发的，符合公共利益的管理和服务类岗位”。依据百度百科的解释，公益性岗位是指城市公共管理和涉及居民利益的非营利性的服务岗位，包括各级政府投资开发的城市公共管理中的公共设施维护、社区保安、保洁、保绿、停车看管等。各级机关事业单位的后勤服务岗位，以及适宜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的其他公益性岗位。概括起来有三类，一是基层管理岗位，包括社区劳动保障协管员、交通执勤、市场管理、环境管理、物业管理、公用设施维护和管理等。二是基层服务岗位，包括基层农业服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基层文化科技服务、基层法律服务、基层民政服务、托老托幼、助残服务、社区卫生保洁、绿化服务等。三是机关单位的后勤岗位，包括机关事业单位的门卫、收发、后勤服务等临时用工岗位。

　　简而言之，公益性岗位就是由政府政策、出资扶持或社会、团体筹集资金，为安置就业困难人员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而设置的非营利性公共管理和社会公益性服务岗位。

　　二、公益性岗位的性质和特点

　　公益性岗位一般由政府出资开发，以满足社区及居民公共利益为目的的管理和服务岗位。公益性岗位优先安排困难人员或特殊群体，并从就业专项资金中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

　　因此公益性岗位应具有以下特点：（1）政府购买岗位或支持、引导多渠道出资，符合公共利益，适合安置就业困难或者大龄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劳动岗位。（2）就业人员具有特殊性，一般是《就业促进法》中的就业援助对象，包括：持《再就业优惠证》的下岗工人；四零伍零再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伤残但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人；退伍军人等。（3）用人单位并非政府和劳动管理部门。公益性岗位虽然是政府出资或者政策扶持的岗位，并且是通过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同意而设置的岗位，其岗位劳动者的工资也由财政部门负责，这使很多人认为这些岗位的劳动者是与政府或者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签订劳动合同，然后由劳动部门派遣到各单位工作。其实不然，这些劳动者在签订合同时，依然是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与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政府只是提供相应的岗位，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只是指导的平台，真正存在劳动关系的是用人单位和岗位上的劳动者。

　　三、公益性岗位劳动者的工伤责任问题

　　从公益性岗位的特殊性可以看出，公益性岗位的劳动者虽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但本质还是很容易认清，公益性岗位的劳动者是依据《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因此是与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合同关系，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由于在岗位的设置和工资、福利来源的特殊性，致使其表面上又多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公益性岗位的劳动者招聘是由用人单位申请，然后报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再由政府出资或者政策扶持设置岗位，由财政局给予岗位工资补贴和缴纳部分保险，用人单位则在签订劳动合同之后，负责这些员工的管理和工作安排，劳动者还需缴纳个人部分的保险。所以一个公益性岗位的用工往往会涉及到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用人单位等部门，使其关系变得比一般劳动关系复杂。

　　公益性岗位的劳动者一般是先签订三年的劳动合同，在这三年的工作中，政府是给予最大的扶持，政府会给予所有的岗位补贴，三年之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需要续签劳动合同的，则由用人单位发工资，政府仅在要缴纳的保费上给予补贴。而在现实情况中，“五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和生育保险）的缴纳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单位缴纳的，一般是70%，另一部分是需要个人缴纳的，一般是30%。有的政府为了方便岗位补贴的落实和方便“五金”的缴纳，政府在补贴上就是一个公益性岗位补助一定的金额，这些补贴中就包含了公益性岗位的工资、用人单位需要缴纳的部分保险还有个人需要缴纳的部分保险。在实际的操作中，单位为了防止有的人在单位缴纳了单位需要缴纳的保险后，个人部分个人不主动去缴纳，致使这些保险没有得到落实的情况发生，就直接在政府补贴的岗位补助上扣留下来，一并交足“五金”，然后将扣完的钱作为工资发放给这些岗位上的员工。

　　从上边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正常情况下，公益性岗位的劳动者发生了工伤事故，一般是由工伤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共同负担，但在本文的案例中，用人单位将政府给予的补贴扣留下来，又没有及时的给劳动者缴纳“五金”，致使劳动者不能享受相应的保险，因此，用人单位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在该案例中，用人单位没有缴纳“五金”，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是否也应该承担相应责任呢？有的人认为政府在岗位的设置上提供资金和政策扶持，并且劳动者的报酬也是政府支付，因此，劳动者和政府间也是劳动合同关系，笔者认为政府仅是在政策上为了解决就业难的情况下，依据用人单位的申请，从财政中划拨资金来设置公益性岗位，以解决就业难和下岗员工的再就业问题，是政府行使对社会的管理权，并没有实际参与到劳动者的管理和工作安排中来，也没有享受到劳动者所创造出来的利益，因此，政府和公益性岗位上的劳动者并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对劳动者因工造成的损失也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那么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在工伤中是否要承担责任呢？有的人认为，公益性岗位是通过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招聘进来的，而且有的在签订合同时，也在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签订，因此，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为第三方，有不可推卸的赔偿责任。笔者认为不然，如果需要一个部门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就必须其有违法或者不作为的行为，如果说是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招聘并在那里签订劳动合同就需要承担责任的话，那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事情，那么该局是不是就一定不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呢？这个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就业促进法》有相关的规定，其职能作用除了为就业提供服务之外，还要对就业实施指导、管理和监督，对公益岗位人员的“五金”待遇的落实情况有监督的义务，如果没有尽到监督义务的，也是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公益性岗位是当前为了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中，政府出资或者政策扶持而设置的非盈利和服务性岗位，劳动者是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形成劳动关系，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在里面是起到实施指导、管理和监督的作用。因为我国目前的法律没有对这一特殊群体进行立法保护，致使其在操作过程中出现不少的争论，我相信随着我国的法治越来越完善，对于这部分劳动者的立法保护也会越来越健全。
重构我国司法调解制度之管见

陈文刚


司法调解制度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对双方当事人进行教育规劝，促使其就民事争议通过自愿协商，达成调解协议的活动。司法调解制度，作为法院解决纠纷的一种机制，是我国“和为贵”、“冤家宜解不宜结”等传统美德和新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已成为我国法院的“高水平审判”方式，被誉为“东方经验”。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专章对调解解制度进行了规定，但仅有短短的七条，较为原则，不具有可操作性。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对调解制度作出了一些司法解释，特别是2004年8月颁发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法院的调解实践作出了一些具体规定，但我国司法调解制度在立法结构、基本原则等方面的重大缺陷依然存在，主要有：
第一、同一民事诉讼程序中规定性质不同的调解制度和判决制度不科学。我国《民事诉讼法》既规定了调解制度，又规定了判决制度，而两者属截然不同的解决民事争议的不同机制，有作严密的制度设计的判决程序和随意性很大的调解程序，一刚一柔，性质完全不同，将其规定在同一程序中，必然造成任意性与规范性的冲突，表现出了我国现行调解制度在立法结构上的不科学。
第二、调解者与判决者归于同一不科学。现行《民事诉讼法》将法官设计成兼具审判者和调解者双重身份的诉讼主体，他既是疏导、钝化、消解当事人之间矛盾的调解者，又是诉讼活动的指挥者和纠纷的裁判者，他可以认定或否定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支持或反对当事人提出的诉讼主张。这种身份上的竞合，使调解者具有潜在的强制力，在当前司法实践中普遍重视，甚至片面追求调解率的情况下，法官出于趋利避害的考虑，在处理案件时自然而然地选择调解结案，在法官摆出裁判者身份进行调解时，当事人违心达成协议成为必然。
第三、调解自愿原则与有关规定相矛盾。自愿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确定的调解基本原则，但现行民事法律却又规定了若干应当进行调解的情形，如规定离婚案件必须进行调解，规定六类案件开庭审理时应当先行调解等，这此强制性规定显然与自愿调解原则相冲突，客观上形成了毋须征求当事人同意即可进行调解，使“强制调解”成为了一种合法的行为。
第四、现行《民事诉讼法》将“事实清楚、是非分明”作为调解的基本原则有失妥当。调解贯穿于民事审判活动的全过程，可以在庭前、庭中、庭后（宣判前）的任何时候进行。在庭前、庭中调解时，要求做到“事实清楚、是非分明”是不科学的，因为只有对证据进行举证、质证，经过庭审中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阶段，才能认定事实，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才可能“是非分明”。从另一个角度上讲，调解要求“事实清楚、是非分明”，在时空结构上混淆了调解与判决的界限，无疑扼杀了调解固有的属性，抑制了调解功能的发挥，还不如直接判决更为快捷、经济。
我国的司法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还有许多，对其进行改革和完善已成为立法者、学者及司法工作者的共识。本人认为，在重构我国司法调解制度时，应当充分考虑我国的文化背景、历史背景、政治和经济条件等因素，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
第一、将调解者和审判者分离。在立法上，树立调审分离的指导思相，将调解和判决这两种浑然不同的解纠机制按照其特点分别加以规定，绝对禁止调解法官与审判法官在身份上竞合。调解法官只能依照特定的原则调解案件，调解不成，不能进行判决，只能依法及时将案件移送审判者审判。
第二、将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分离。调解机构应附设于立案庭，与负责庭前准备合二为一，既与审判环节相分离，又可利用立案庭现有的职责范围和司法资源，在民事诉讼案件流程中，调解只是其中的一环，从解纠角度看，调解和审判相区分自成系统。
第三、调解时间和审级上加以限制。为确保调审分离，防止反复调解，久拖促调解，应当规定调解只适用一审程序的审理前，一旦进入审理阶段，法院就不能进行调解，但双方当事人均申请调解的除外。当然，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均应允许当事人自行和解。
第四、取消与自愿调解原则相悖的强制调解规范，使调解真正成为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自由选择，处于调解制度的核心地位，实现司法调解的本质属性。
第五、实行调解不公开原则。判决是强制性的解纠方式，因此要求审判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规则，实行公开审理的制度，经过对抗判定事实。而调解与此不同，调解更注重和合，因此更需要和谐气氛，试想在庄严的法庭上公开唇枪舌剑后，当事人还有多少可能达成一个互谅互让的协议？另外，随着公民权利的苏醒，纠纷的当事人也更希望纠纷在不公开的方式下得到处理。司法实践中，法官也常常采取“背靠背”的方式进行，尽量为调解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第六、对调解案件再审的限制。现行法律允许对调解案件进行再审，这体现了有错必究的审判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现行法律对调解的再审条件没有作出相应的限制，在司法实践中过于宽泛，也至于影响了法院处理案件的严肃性。因此，司法调解再审应当加以限制，仅限于：1、协议内容违反国家禁止性规定，侵犯他人及社会公共利益；2、协议是受胁迫、欺诈而达成；3、参与调解的人无诉讼行为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