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新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速度与激情”事件 隐私权 肖像权 公权力机关
内容提要: 四川绵阳“速度与激情”事件多方位反映出民法的问题。公民的隐私权、肖像权等人格权应当得到法律保护;公权力机关在对公共场所进行合法监控时必须保护好被监督公众的隐私权等人格权;公权力机构对依法获得的公民信息因过错而公开的侵权责任。这些反映出的民法问题都应该进行深入思考研究。


四川绵阳“摸奶哥”事件，也被叫做“速度与激情”事件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网上的热议已经趋于平淡，但是，由于这个事件多方位反映出民法的问题，因此不可小觑，应当从民法的角度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将涉及的民法问题说清楚，警诫政府部门，加强立法以保护人民群众的隐私权。遂撰此文。

一、事件经过及各界提出的基本观点

2011年8月22日，一张“左手驾车、右手袭胸”的监控照片在网络上热传，有关隐私、道德等相关话题也在网络上引发了激烈的讨论。“速度与激情”、“超速与调情”、“香艳与惊魂”的暧昧图片的确让人大开眼界，但也叫人不能不捏着一把汗，交通安全岂能如此儿戏，一不留神就可能对自己和他人造成致命的伤害!因而，交警根据监控录像抓拍的证据依法给予严厉处罚，是理所当然的事［1］。“摸奶门”照片使QQ群上群情激昂，让人感受到了几年前陈冠希“艳照门”事件时的集体狂欢状态。厚道点的，还给人物和车牌加点马赛克，不厚道的，直接就上大图“裸奔”。网友“人肉”出车中的主人公身份，一个是某著名家电品牌驻南充分公司经理，而女的则是一位大学生［2］。四川新闻网报道，经警方查证，照片上的车的确为民用私人车牌，2009年上的牌照，民警还称，监控拍照分为临时抓拍和固定路段监控拍摄两种，监控系统的维护是由公司负责，警方只能调用监控数据。“因此也不能确定一定是警方泄露的。”三台县交警大队违法处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在接受“成都全搜索”采访时则称，自己不清楚照片是谁流传出来的，除了三台县的交通管理部门，四川省其他交管部门也能从违法记录系统中提取这张照片。该工作人员说:“我们这里只有内网，即便是公安部门要提取违法的资料，也要通过上级部门审批。”［3］事件发生之后，除了集体狂欢之外，也有冷静的思考，很多人提出发人深省的法律问题。这些问题是:(1)交通安全岂能如此儿戏，驾驶员一不留神就可能对自己和他人造成致命的伤害，因此，“艳照”外泄并不违法，因为取得照片的行为是合法的［1］。(2)从公开监控“艳照”，到人肉搜索当事人的详细信息，再到媒体追踪采访刨根问底，如此狂热地围观“抓奶哥”，不啻是法治暴力、道德暴力和舆论暴力的集中凸显［1］。因此，隐私权必须得到保护。(3)无处不在的电子眼天眼和监控设备已与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这些眼睛在盯住坏人坏事和违章违规行为的同时，也盯住了我们所有人的隐私。事件最应该查清楚的应该是，图片是怎么流出来的?为什么会流出来?流出来之后，产生的后果应该由谁负责?交警部门或警方是否应该为此事负责并检查漏洞［2］?(4)公开“摸奶门”照片，使“摸奶哥”和“波波女”颜面尽失。就算双方属于非正常关系，这么隐秘的事情让全国人民看到，以后他们怎么做人?势必一辈子有沉重的思想包袱。如果“摸奶哥”和“波波女”想不通报复世人，我们的颜面又何以完好保全［4］?(5)网友质疑，即使交警部门是将此照片作为“超速”的证据，未经处理上传至网络，也必须承担“应当预见”的责任，“交警在公布这张超速照片的同时，就应该预见到这张照片会侵犯当事人隐私，影响到当事人的声誉。”［5］

这些意见多数是正确的，有的则值得斟酌。依我所见，该事件引发以下民法问题应当深度思考和研究。

二、公民的隐私权、肖像权等人格权应当得到法律保护

(一)激情的双方即使属于非正常关系也属于私人活动

在速度与激情事件中，“摸奶”属于激情，超速则涉及公共安全问题。激情既然涉及公共安全问题，属于公共利益范畴，那么，似乎因此而应当对个人隐私等予以必要限制，纠正违章就难免损害违章人的隐私、肖像了。对此不禁要问，难道凡是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就一定要牺牲民事主体的隐私等人格利益和人格权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速度与激情中的“激情”，当属于自然人的隐私活动。举凡成年男人、女人，大概都有进行过这类激情行为，只不过一般都会在隐秘之处进行，当属于隐私活动。汽车则属于私人空间，也属于隐私保护范围，只不过它涉及交通管理、公共安全等问题，因而有所限缩，但仍然属于隐私领域。例如，选择偏僻处进行“车震”者，属于隐私活动，未涉及公共利益，则他人不得干预或者不便干预。

隐私权保护的范围，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激情”行为属于私人活动，汽车内部属于私人空间，都属于隐私权保护范围。当事人在自己的汽车内实施激情行为，本来属于在私人空间进行私人活动，都是属于隐私，但由于涉及超速问题而被交通监控设备所拍摄，并因公权力机构的过失而将其公之于众，构成侵害隐私权和肖像权的侵权行为，应当对受害人承担侵权责任。

网议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如果激情行为的双方当事人并非夫妻亦非恋爱对象，而是不正当关系，暴露此情是否属于监督范围?夫妻之间以及恋爱对象之间进行类似激情行为，即使场合不妥，也属合法，无人会予以干预。如果是婚外激情行为，也应当属于私人活动之列，除了相关人有权追究之外，其他人也不得非法干预;将其获得的这种照片或者视频公之于众，当然也构成侵权。第二，如果“激情”者是官员，则官员属于公众人物，将该照片公之于众，是否属于监督范围?如果是一般人发现“激情事件”而在网上公布予以监督，可以对抗侵权责任的主张;但这种照片肯定来源于交警官方，公权力机构采取这样的方法进行监督，显然不妥。

(二)事件不仅关乎男主角的隐私更涉及女主角的隐私

速度与激情事件不仅关乎男主角(“摸奶哥”)，还关乎另外的一个主体，就是被“激情”的女主角(即“波波女”)。被激情者具有人格，是民事权利主体，享有隐私权和肖像权，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超速行为的行为人是男主角，认为他的行为关乎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有一定道理，但被激情的女主角却不是超速的行为人，没有理由将其隐私和肖像公之于众。

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人格权法的问题，就是相关隐私。当两个以上的人共有一个隐私利益的时候，就构成相关隐私。相关隐私的数个主体都对该隐私利益享有支配权，但都必须保护相关隐私的其他主体的隐私权。这里讲的是相关隐私的主体就相关隐私行使隐私权时的法律规则。本案涉及的不是这个规则，而是涉及隐私权的义务主体也就是相关隐私之外的其他民事主体，作为隐私权的义务主体，对于相关隐私的各个权利主体都是他们所享有的隐私权的义务主体，都不得侵害相关隐私的权利主体的隐私权。当处置的问题涉及其中一个权利主体隐私利益，需要公开披露并且具有合法理由时，也不得因此而侵害该相关隐私的其他民事主体的隐私权。如果具有合法理由需要公布其中一人的隐私或者肖像等，公布中没有保护好其他相关隐私主体的隐私等人格利益的，构成侵害相关隐私其他权利主体的隐私权或者肖像权等人格权，也构成侵权责任。概括起来，这个规则是:能够对抗相关隐私中的一个权利主体的抗辩事由，却不能对抗相关隐私其他权利主体的权利请求。例如，如果激情者的男主角构成严重违法犯罪，应当公布其违法犯罪的具体事实，因而公布速度与激情的照片时必须处理好对相关隐私的权利主体即女主角的权利保护，处理不当，当然构成侵权行为。

这样的规则类似于《物权法》的共有规则。对此，我写过两篇文章，即《民法如何保护相关隐私》［6］和《论人格利益准共有》［7］可以参考，本文不再赘述。

(三)现行法仅在《妇女权益保障法》和《侵权责任法》中对隐私权作一般规定远远不够

速度与激情事件涉及数个人格权的保护问题。仅以隐私权为例:隐私权是自然人人格权中最为重要的权利，涉及每一个自然人的体面和信心。将一个人的隐私公之于众，或者令其没有隐私可言，那么这个人而言就会人格遭受贬损、人格尊严丧失殆尽，几乎难以生存。保护人的尊严，必须保护隐私权等人格权。

但是，中国社会的传统中不存在尊重隐私，保护隐私权的习惯。当然，隐私权概念也是最近100多年出现的权利。在西法东渐的20世纪初，《大清民律草案》和《民国民律草案》在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中，都规定因故意或者过失侵他人之权利而不法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并没有规定具体的隐私权［8］。1930年的《中华民国民法》第184条也采此办法规定侵权责任一般条款［9］。作为殖民地法律的《“伪满洲国”民法典》，第732条规定侵权责任一般条款，只说“因故意或过失违法加损害与他人之人，任赔偿及损害之责”［9］。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直至2009年修订才规定了第195条:“不法侵害他人之身体、健康、名誉、自由、信用、隐私、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节重大者，被害人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其名誉被侵害者，并得请求回复名誉之适当处分。”明文规定了隐私权的保护。

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没有制定民法典。1986年制定《民法通则》，最后通过时将草案中的隐私权内容予以删除。1988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对隐私利益进行保护。直至2005年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了中国妇女享有隐私权。2009年12月26日，《侵权责任法》第2条明文规定该法保护隐私权。在目前我国法律中，对于隐私权的保护只有这两条规定。

隐私权是自然人最重要的人格权，内容十分复杂，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的范围极为广大，具有依法保护的极端重要性。现行立法只有这两条简单规定，显然对于保护隐私权是非常不够的。

至于其他人格权的保护，法律规定尚好，但都有需要完善之处，不再赘述。

(四)亟待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格权法》

正因为如此，我国亟待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格权法》。2002年12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的第四编规定“人格权法编”，其中第七章规定了隐私权，共有5个条文，分别规定了自然人享有隐私权;隐私权的范围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禁止以窥视、窃听、刺探、披露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自然人的住宅不受侵扰，自然人的生活安宁受法律保护;自然人、法人的通讯秘密受法律保护，禁止以开拆他人信件等方式侵害自然人或法人的通讯秘密;收集、储存、公布涉及自然人的隐私资料，应当征得本人同意，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些规定是隐私权的基本内容和基本保护方面，还比较粗陋，但隐私权的基本问题算是规定了。因此，是一个值得赞同的做法，但还应当继续增加内容。有关其他的人格权的内容也同样如此。无须犹疑，《人格权法》也就是民法典的人格权编的创设，不仅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我国现实发展的需要，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它应成为我国未来民法典中最具特色的一部分［10］。
论授权资本制度与折衷资本制度应当缓行

杨艳秋

[内容提要] 资本制度无庸置疑是公司制度的重中之重，因为它不仅涉及公司本身，更与整个经济的发展休戚相关，在公司资本制度的选择上，近来一直存在着法定资本制与折衷资本制和授权资本制之争，不可否认主张实行折衷资本制或授权资本制的声音似乎更高一些。如果仅从制度方面考虑，此种观点似乎更站得住脚，但对中国这样一个在稳定中求发展的国家而言，一项制度不仅要满足先进性的需要，更要满足国情的需要。本文从中国的相关社会环境出发（主要是信用与司法两方面），简要分析中国引进授权资本制或折衷资本制的时机仍不成熟，籍此引起立法者对实行这两种资本制度的不可忽视的潜在障碍予以充分认识，认真选择恰当的立法时机。

关键词： 资本制度 折衷资本制 授权资本制 信用


如果说资本是公司的血液，那么公司资本制度就是其运行的规则。纵观公司资本制度的发展历程， 实质上是一个在安全与效率之间不断寻求最佳平衡点的过程。
法定资本制充分体现了人类在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出现初期为保证交易安全所持的谨慎态度。随着效率在一国经济发展中所占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人们逐渐发现固守资本制度的安全性大大降低了经济的效率，于是资本制度又走向了追求效率的极端——授权资本制应运而生。授权资本制对效率的促进作用无可否认，但其导致公司的滥设和损害交易安全同样有目共睹。当人们遍尝了这两种资本制度的优缺种种后，便试图在安全与效率之间寻求最佳的平衡点。于是出现了折衷资本制的设计。就安全性而言，折衷资本制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回归，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了法定资本制与授权资本制的优点，成为资本制度的新宠。关于折衷资本制本身的优点在理论和他国实践中都得以充分的论证和体现，笔者在此不再赘述。在我国，就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而言，学界大致持如下观点：对有限责任公司采取折衷资本制，而对股份有限公司实行授权资本制。在这个问题上，多数学者的分析论证主要立足于资本制度本身的优越性，但鲜有充分考虑在现阶段我国的相关社会环境是否适合实行这两种制度。作为总体法律制度乃至社会制度系统中的一部分，某项具体法律制度是否会被整个制度系统和社会接纳，其自身的优越性并不足以成为论证其立足于一国社会制度的充分必要条件。如果不能与现有的行之有效的制度磨合成为一体，或时机不成熟就贸然引进，再好的制度也只会被社会系统排斥在外，并由此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一个立法上的例证就是证券法确立的金融业分业经营的体制，虽然早在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金融业混合经营的趋势就已初露端倪，但考虑到我国金融业总体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立法者还是切合实际地采取了金融业分业经营的经营监管体制，这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拒绝与国际接轨，只是国情使然。
一、折衷资本制与授权资本制的共通之处
客观地说，折衷资本制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了法定资本制与授权资本制的优点，从辩证的观点看，集两种制度优点于一身的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或某种情况下也会集两种制度的缺点于一身，出资不实和导致欺诈的恶疾同样会出现在折衷资本制中，并且随首次发行资本与授权资本界点的位移而程度有所不同。既然折衷资本制设计的初衷是在部分地保证安全性的同时降低公司的门槛，那么公司设立时发行或缴付的资本必然只相当于公司总资本的一部分，那么从纯理论上我们可以简单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说折衷资本制更接近于某种资本制度的话，答案显然是授权资本制。如果说公司滥设和导致交易秩序混乱是授权资本制的两大致命缺点，折衷资本制同样会遭遇类似问题。既然这两种资本制度本身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为什么许多国家还是选择了其中之一呢？答案就在于，虽然从法律角度来说，“人的安全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1]，但就经济而言，效率应置于更重要的位置，从某种程度上说毕竟法律是为经济服务的，这是国家选择折衷资本制或授权资本制的根本原因。当然，笔者并不是说法律制度必须完美无缺，因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要基于某种制度的优点采用该制度，必须同时为其固有缺陷“买单”，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此缺陷带来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降至最低。也就是说，采用某项法律制度不仅要从制度本身考虑，同样要有经济上的考虑。引用法律制度不能不计成本，就比如在原始社会中土地的主要用途是放牧而不是耕种，相对于土地数量而言，社会人口较少，牧群也很少。在此不存在施肥、灌溉等其他使土地增值的手段、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实施土地所有权的公共登记制度可能会远远超过其收益，并且代价很大[2]。同理，在公司资本制度的问题上如果时机选择不当会遭遇同样情形——付出本可避免的经济代价与社会代价。在此笔者认为授权资本制与折衷资本制安全性缺陷的弥补，首期缴付或发行的资本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完善的个人和社会信用系统及具有较大能动性的司法制度 。
二、中国实行折衷资本制与授权资本制度的时机仍不成熟
（一）社会环境：信用在克服折衷资本制和授权资本制缺陷中的事先基垫作用
法律的作用在于增加破坏信誉的成本，使人们自觉地也是被迫地遵守信用。从制度本身来讲，若不考虑其他因素，如果好的信用环境在授权资本制下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其保证交易安全，那么它在折衷资本制国家发挥的作用会更大，故在这里只须分析信用在实行授权资本制国家对资本制度的保驾护航作用，就可以了解信用在实行折衷资本制的国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以实行授权资本制的美国为例，其资本运作的效率和安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相关法律极为健全，并且信用观念已深入人心。美国的信用管理服务可以追溯到1830年。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美国在原有信用管理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与信用管理相关的法律，经过不断完善，目前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框架体系，相关立法有17部。即便如此，自美国的“安然”、“毕马威”、“施乐”等信用丑闻曝光后，据美国一个公司调查，全美在纽约上市的7000家公司中，有1/3的财务报告不真实，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纽约时报》披露，52％的美国公民认为美国经济正走在危险的道路上[3]。立法如此完善的征信国家尚会出现这样的信用问题，处于信用危机中的中国拿什么来降低现阶段实行折衷资本制或授权资本制所必然付出的巨大社会成本呢？我国目前属于非征信国家，国人信用观念淡漠，信用的维持仍处于自发或放任自流阶段，国家尚未制定专门的信用法律，有关信用管理和服务的实践也刚刚开始，１９９７年人民银行批准了９家信用评级公司，才掀开了信用评级的始页。２０００年７月，上海率先在全国实行个人信用联合征信制度，并采取政府?建公司运营，才开始有了消费者信用服务公司[4]。在此种背景下，根据中国企业联合会理事长张彦宁的判断：我国每年信用缺失的代价是5855亿元。其中因为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为18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产品质量低劣和造假售假造成的损失2000亿元， 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地财务成本约2000亿元。有人估计，2001年GDP中大约有10%-20%为失信的损失成本[5]。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近期公布的“中国企业信用调查报告”：我国有77.9％的被访者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信用令人担忧，有62％的企业认为在商务活动中一定要谨防受骗[6]。目前的信用状况已经如此，甚至有人悲观地估计中国重新产生信用需要50年，在这样的信用背景下实行折衷资本制或授权资本制只会令中国的信用危机雪上加霜，信用危机反过来又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或抹杀这两种制度本身的优越性。虽然同是出现失信的状况，中美两国的情况却大有不同，美国是在立法相对完善的情形下出现信用问题的，反映出其法律应社会的需求应该进一步完善的需要，而我国的信用危机出现的背景是无相关法律予以规制，如果说美国面对的是第二轮信用立法的呼唤，那么中国面对的首要任务是初步构建其信用体系与信用立法。我们不能因为美国出现一系列的信用丑闻就将信用立法和信用管理体系贬得一文不值。 在我国现在的信用状况下，实行自由的折衷资本制或授权资本制，无疑为恶意圈钱或的人开了制度上的口子。
（二）、司法环境：司法在克服折衷资本制和授权资本制缺陷中的事后补救作用。
有权利就要有救济，实行折衷资本制或者授权资本制赋予公司股东更宽泛的权利，相应地，可能受其影响的相对方在范围或受侵害程度上都不同程度上有别于在法定资本制下，所以对股东相对方权利的救济应更为完善充分。美国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在股东责任方面，逐渐形成了公司人格否定原则、深石原则和控制股东诚信等原则，并逐渐为大陆法系国家所接受或借鉴。该救济途径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公司人格否定理论，在英美法系称之为“刺破公司面纱”，该理论的孵化器为英美法系，更确切地说是判例法。该理论作为公司法人制度的有益补充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都曾倍受推崇，即使在某些方面曾受到质疑，但其地位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其原因在于，在两大法系的司法框架下，该理论在法律制度和法律职业者方面获得了双重认同，因而获得了产生和生存以及被移植的可能性和空间。在保护股东相对方利益的同时也求得了公司法人制度的自身发展。一项法律技术或法律理论的产生是有其特殊背景和环境的，其他国家移植也不是无条件的，虽然并非将其土壤全部移植，但也应在主要成分上不要有太大的差异，否则只会出现水土不服等症状。当初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移植公司人格否定这一法律技术时，至少具备了较高素质的法官这一非常重要的条件。我国司法制度与两大法系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1、司法方面的差异 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在适用法律时有着较大的能动性，具有造法的功能。由于其司法的基本特性，就授权资本制来讲，因其较为灵活，实施起来出现的情况必然多种多样，这就要求司法能够及时地予以补救，公司法人格否定原理就是以判例法形式确认起来的，在英美法系判例法具有法律效力，能够较为及时地回应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可以弥补成文法立法滞后的缺陷。法官创造了判例法，也正是由于判例法这种法律传统的存在，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得以最大程度上的发挥，法律的相对灵活性也因此而来，授权资本制的缺陷因此在较大程度上得以弥补。就大陆法系来讲，以德国为例，德国虽然不承认判例的法律效力，但法院判决实践中，经常能够确立一些惯常做法或惯例，例如，德国联邦法院在1987年的一个基本的、造法性的判例中判决：即便在股份法中没有提及，所有涉及公司根本的事项必须得到股东大会3/4多数的同意[7]。就公司人格否定的法律技术来讲，德国并不是予以全盘照抄，而是持较为谨慎的态度，其适用范围远远小于英美法系。
从司法的灵活性以及公信力的角度而言，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有代表性的大陆法系国家，其司法体系中都具有能够不同程度地弥补折衷资本制或授权资本制缺陷的制度。那么从同一角度看中国，在中国判例没有法律效力，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限，对于个案中出现的法律没有涉及的问题，若利用禁止权利滥用、诚实信用原则无法解决，法官往往束手无策，很多时候，只有在一类案件成批出现、情况比较严重、成为一类典型时，才可能由最高法院以司法解释形式对法律进行解释以适用于个案，司法应变力不高，而且救济途径不畅，法律中大量的权利没有规定救济途径，而规定了救济方式又无法操作的情况比比皆是。没有救济或救济不及时是实行折衷资本制或授权资本制的大碍。其后果只能是给予少数人更大的圈钱空间，而广大的中小股东只有买单的份。在中国，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直接导致司法的公信力不高，据北京市对企业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企业发生纠纷，首选“私了”为解决方式的占65%，首选诉讼为解决方式的只占20.8%[8]。一言以蔽之，就克服折衷资本制或授权资本制缺陷而言，中国并不具备司法制度和公信力方面的条件，我国的司法制度还承受不了实行授权资本制或折衷资本制带来的司法震荡。
2、法官素质方面的差异 实行授权资本制或折衷资本制对法官的素质要求极高，要求法官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和道德素质。英美法系法官遴选制奉行“经验”、“精英”、“年长”的原则，德日等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在法官选任上近于严酷，虽然法官选任机制大有不同，两大法系在法官的任命上的共同点是从法官质量和数量上严格把关，使得法官精英化。特别是英美法系的法官，在没有先例时，他们可以创造先例，而有先例时，他们可以通过区别的技术对其进行扩张或限制性解释。即使对制定法的解释，也有较大的自由伸缩空间。所以英美法有法官法之说。一方面，法官本身具有极高的专业素质和人格，另一方面，高素质的法官具有灵活适用法律的权力，这种能力+权力式的组合在法官能力过硬的前提下，以能力巩固其权力，以权力加强其能力,更能够发挥个人能力与司法权力互动的优势。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往往从律师中脱颖而出，这些法官具有相当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实践经验，当一个活生生的案例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可以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运用先例或对先例进行扩张或限制性解释，甚至创造先例，最终解决问题。任何法律制度的产生都是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根基的。如果说，授权资本制的产生是在西方国家崇尚自由、反对束缚的文化背景中产生的，那么法官的高素质与司法的灵活性就是实行授权资本制的最有力的救济，给予公民最广泛的自由的同时也给予其最强大的威慑与最严厉的惩罚，这也许是英美法系国家法律制度体现出的一个特点。即使在大陆法系，其法官地位虽然不如英美法官，但因其入门的门槛极高，其素质之高也是必须承认的，以日本为例，统一的司法考试素以十分严格著称，其平均及格率基本上维持在2%左右。反观中国， 法官整体文化层次不高，非专业化现象相当普遍。我国法官的来源有三部分：一是政法院校的毕业生，二是部队转业干部，三是考入或调入的其他人员。我国对法官的专业知识要求较低，初任法官的学历起点是“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知识”，而就经验来讲，没有任何要求。法官不懂法、枉法的案例屡屡见诸报端。目前法官中当然不乏精英人士，但总体来说，我国法官的素质不足以适应灵活的折衷资本制与授权资本制所带来的复杂情况，以能力+权力的公式观之，若能以高能力为基础，该公式对法官的地位和司法的公信力可以起到乘数效应，但若以低能力为基点，恐怕只能对二者带来“开方”效应，落实到折衷资本制与授权资本制，结论就是：若以我国法官现在的总体素质，给予其这两种资本制要求的对于个案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只能导致这样的后果：一方面，好的资本制度被现实抹去了本来面目，另一方面，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成为其向当事人要钱的工具，结果就是司法的更加腐败。

结语：国家应根据自身的法律传统与现实需要参考他国的做法，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选择恰当的立法时机，这里所要考虑的实际情况不仅指法律方面的，它是一个系统的环境，至少是一个大体的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就公司资本制度而言，不可否认，折衷资本制与授权资本制的制度设计折射出对人的自由的充任尊重与对人本身的充分信任，但制度不是产生和存在于真空中的，故意的和过失的“恶”与其他制度的不完善还是大面积存在的，本文认为近期内不应急于将授权资本制或折衷资本制付诸实施，而应致力于法律制度的“基础设施”——社会环境的改造，至少是初步改造，待到成效初步显现时，实行新制度的时机会更加成熟些，起点也更高，少走一些弯路，也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代价。

参考书目：
[1] Thomas Hobbes, Device,ed, S.P. Lanpreche, New York, 1949rh, part13, B2.
[2] [美]理查德•A·波斯纳 《法律的经济分析（上）》第43页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3] 江金骐 《警惕信用建设被“注水”》 中国经济快讯周刊 2002年第三十一期。
[4] 陈文玲《中美信用制度建设比较》新华网引自经济参考报 2002年9月20日
[5] 高帆 《信用缺失 不仅仅是道德问题》中国国情国力 2002年第九期
[6] 同[3]。
[7] 联邦最高法院判例民法编83，121，Holzmueller-Urteil
[8] 赵刚 古善刚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公民应有的诉讼观念》《中国法学》1998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