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行为的立法探析/姜蕾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27 11: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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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见义勇为的概念
见义勇为，《汉语大词典》中解释为：看到合乎正义的事便勇敢地去做。最早出现于《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宋史。欧阳修传》中载有：“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气自若也”。在我国古代，见义勇为一直是人们追求的道德标准。时至今日，见义勇为作为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更具有广泛的思想基础和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见义勇为应当是不负有法定或约定救助义务的公民，冒着较大的人身危险，挺身而出，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少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积极实施救助的行为。一般来讲，见义勇为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见义勇为者不负法定或约定救助义务，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救助行为不是见义勇为; 第二，见义勇为者救助的对象是国家、社会或他人的利益，对自己的利益进行施救的行为不是见义勇为; 第三，见义勇为者实施救助行为不是为了获得报酬，为了报酬而施救不能构成见义勇为; 第四，见义勇为者施救时面临较大的人身危险，施救者不面临较大人身危险不算见义勇为，只能是无因管理。从见义勇为者不负有法定或约定救助义务的特点来看，见义勇为本质上是一个道德范畴的问题，而见义勇为的立法性质则是一个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从法哲学的角度讲，见义勇为立法涉及道德和法律的关系的问题，本质上讲，从法律产生到法治实现的过程，都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的过程。
二、我国古代见义勇为的相关立法
古代对见义勇为的保护与鼓励，是通过正当防卫的规定反映出来的。最早的规定见于《易经。蒙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也就是说，凡攻击愚昧无知的人，是寇贼行为，会受到惩罚；对于抵御或制止这种寇贼行为的人，应受到支持或保护。《周礼。秋官。朝士》记载“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 盗，指盗取财物；贼，指杀人。当这两种人危及军人或乡邑百姓及自家人安全时，将其杀死无罪。这明显鼓励人们与违法犯罪作斗争，鼓励见义勇为；同时，又通过免责的规定保护了见义勇为者。唐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法律制度成熟的阶段，在《唐律疏议》中可以找到对见义勇为的记载，“有人殴击他人折齿、折指以上，若盗及强奸，虽非被伤、被盗、被奸家人及所亲，但是旁人，皆得以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准上条’，持杖拒捍，其捕者得格杀之；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杀之。”可见唐律中给予见义勇为者更加宽泛的权利，以利于其维护自身安全。唐以后各代基本沿袭了唐的作法。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古代也有对见义勇为者进行物质保护的内容，如，清康熙二十九年刑部规定“其犯罪拒捕拿获之人被伤者，另户之人照军伤，头等伤赏银五十两，二等伤赏银四十两，三等伤赏银三十两，四等伤赏银二十两，五等伤赏银十两。”
古代立法不仅对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予以保护，而且还有相应的奖励措施。唐玄宗二十五年，唐政府正式颁布了对见义勇为捕获犯罪分子者予以奖励的法令，“诸纠捉盗贼者，所征倍赃，皆赏纠捉之人。家贫无财可征及依法不合征倍赃者，并记得正赃，准五分与二分，赏纠捉之人。若正赃费尽者，官出一分，以赏捉人”。这一规定开创了国家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物资奖励的先河。唐以后也有类似的规定，如，《大清律例 刑律贼盗中》记载“如邻佑、或常人、或事主家人拿获一名者，官给赏银二十两，多着照数给赏。”除了这些规定外，还规定了对见义不为者的惩罚。《唐律疏议》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者，杖一百；闻而不救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附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
古代这些规定对于惩治犯罪，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政权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三、见义勇为立法需解决的问题
（一)）他人身处危难之中，旁观者或过路人是否有对其进行救助的义务? 如果有，这种义务属于道德义务还是法律义务?
见义勇为可以说由来已久，一直为我们的社会道德所鼓励与称颂。见义勇为基本上是一个道德概念，法律上几乎不存在这一概念，因此见义勇为立法在法理上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是指，使法律内化为更高的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过程，更是法律得以被社会主体普遍遵守乃至信仰的过程。立法者借助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将见义勇为的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规范。道德法律化有利于人的素质的极大提高及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的提高。因此，立法者在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立法的时候必须在“倡导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之间做出选择。若为倡导性规范，则法律仅仅鼓励陌生人对受难者进行救助，陌生人可以选择“救助”或者“不救助”，法律奖励救助者，但法律不惩罚不救助者。若为强制性规范，则法律将见义勇为作为一种法律义务，不履行义务的陌生人将受到法律的惩罚。笔者认为，应将见义勇为行为设定为强制性规范，同时明确对见义勇为者权益的保障内容及范围等, 从而切实维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不仅符合我国当前的国情，更有利于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循序渐进式发展。
（二） 如果救助人在救助过程中对被救助人或其他人造成了损害，是否要承担民事责任?
从我国目前的司法判例来看，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倾向于认为救助人对不当救助行为引起的后果应当承担责任。正是因为如此，一些见义勇为者因施救行为而致被救助人损害的案件，法院并没有赋予救助人赔偿豁免权。一旦救助人因为救助行为导致被救助人损害的，不论该救助人是否为善意的，都要赔偿被救助人的损害。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见义勇为行为，不利于提高我国的国民素质和精神文明建设。笔者认为，我国在鼓励见义勇为行为的同时，借鉴法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赋予善意救助人有限制的豁免权是有必要的，一方面可以消除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鼓励见义勇为行为; 另一方面，一旦发生损害，有利于对见义勇为者的保护。
（三）如果救助人在救助过程中遭受了损害，由谁承担赔偿及补偿责任?
见义勇为不是人们的法律义务,而是人们的道德义务。行为的损己程度反映着行为者的道德高度,见义勇为是我们社会最稀缺和最受崇敬的品性,所以康德将心中的道德律和头顶的星空相提并论。一个优秀的公民为社会履行了这份道德义务,从而使我们的社会闪耀着人性的光芒,那么我们的社会和政府难道不应该反过来也尽一下与之相匹配的道德义务,在物质和精神上弥补这些勇士所受到的损失吗?
从各国的立法实践来看，见义勇为的权利保障主体，主要是政府、侵害人及被救助人（受益人）。笔者认为，进行补偿或赔偿的先后顺序为：1、国家先行补偿原则。见义勇为是一种国家和社会鼓励的行为，大多数地方实行的是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政策，但仅有奖励而无补偿显然是很不够的。奖励大多数都弥补不了见义勇为者因见义勇为所受到的损失。国家对见义勇为者先进行补偿，再由国家代位行使见义勇为者的追偿权，去追究侵害人或受益人的赔偿或补偿的责任才是最根本的保障。2、侵害人赔偿原则。国家在对见义勇为行为人补偿时，一定要对侵害人进行追偿，其意义不仅在于赔偿因侵权行为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更重要的是还在于制裁和教育侵害人。3、受益人补偿原则。受益人因见义勇为行为而获益，理应对因此遭受损失的见义勇为行为人加以补偿，法律对此也有明确规定。这也有助于受益人负起责任来，认真保护其合法权益。
四、结语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古至今，我国都不缺乏见义勇为行为。但迄今，我国在国家层面上仍缺乏对见义勇为者的立法保护。因此，将见义勇为纳入法律调整轨道，将其立法从地方层面提升至国家层面，建立保护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的救济机制，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作者单位：江西省新建县人民法院）
见义勇为，《汉语大词典》中解释为：看到合乎正义的事便勇敢地去做。最早出现于《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宋史。欧阳修传》中载有：“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气自若也”。在我国古代，见义勇为一直是人们追求的道德标准。时至今日，见义勇为作为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更具有广泛的思想基础和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见义勇为应当是不负有法定或约定救助义务的公民，冒着较大的人身危险，挺身而出，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少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积极实施救助的行为。一般来讲，见义勇为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见义勇为者不负法定或约定救助义务，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救助行为不是见义勇为; 第二，见义勇为者救助的对象是国家、社会或他人的利益，对自己的利益进行施救的行为不是见义勇为; 第三，见义勇为者实施救助行为不是为了获得报酬，为了报酬而施救不能构成见义勇为; 第四，见义勇为者施救时面临较大的人身危险，施救者不面临较大人身危险不算见义勇为，只能是无因管理。从见义勇为者不负有法定或约定救助义务的特点来看，见义勇为本质上是一个道德范畴的问题，而见义勇为的立法性质则是一个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从法哲学的角度讲，见义勇为立法涉及道德和法律的关系的问题，本质上讲，从法律产生到法治实现的过程，都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的过程。
二、我国古代见义勇为的相关立法
古代对见义勇为的保护与鼓励，是通过正当防卫的规定反映出来的。最早的规定见于《易经。蒙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也就是说，凡攻击愚昧无知的人，是寇贼行为，会受到惩罚；对于抵御或制止这种寇贼行为的人，应受到支持或保护。《周礼。秋官。朝士》记载“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 盗，指盗取财物；贼，指杀人。当这两种人危及军人或乡邑百姓及自家人安全时，将其杀死无罪。这明显鼓励人们与违法犯罪作斗争，鼓励见义勇为；同时，又通过免责的规定保护了见义勇为者。唐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法律制度成熟的阶段，在《唐律疏议》中可以找到对见义勇为的记载，“有人殴击他人折齿、折指以上，若盗及强奸，虽非被伤、被盗、被奸家人及所亲，但是旁人，皆得以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准上条’，持杖拒捍，其捕者得格杀之；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杀之。”可见唐律中给予见义勇为者更加宽泛的权利，以利于其维护自身安全。唐以后各代基本沿袭了唐的作法。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古代也有对见义勇为者进行物质保护的内容，如，清康熙二十九年刑部规定“其犯罪拒捕拿获之人被伤者，另户之人照军伤，头等伤赏银五十两，二等伤赏银四十两，三等伤赏银三十两，四等伤赏银二十两，五等伤赏银十两。”
古代立法不仅对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予以保护，而且还有相应的奖励措施。唐玄宗二十五年，唐政府正式颁布了对见义勇为捕获犯罪分子者予以奖励的法令，“诸纠捉盗贼者，所征倍赃，皆赏纠捉之人。家贫无财可征及依法不合征倍赃者，并记得正赃，准五分与二分，赏纠捉之人。若正赃费尽者，官出一分，以赏捉人”。这一规定开创了国家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物资奖励的先河。唐以后也有类似的规定，如，《大清律例 刑律贼盗中》记载“如邻佑、或常人、或事主家人拿获一名者，官给赏银二十两，多着照数给赏。”除了这些规定外，还规定了对见义不为者的惩罚。《唐律疏议》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者，杖一百；闻而不救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附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
古代这些规定对于惩治犯罪，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政权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三、见义勇为立法需解决的问题
（一)）他人身处危难之中，旁观者或过路人是否有对其进行救助的义务? 如果有，这种义务属于道德义务还是法律义务?
见义勇为可以说由来已久，一直为我们的社会道德所鼓励与称颂。见义勇为基本上是一个道德概念，法律上几乎不存在这一概念，因此见义勇为立法在法理上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是指，使法律内化为更高的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过程，更是法律得以被社会主体普遍遵守乃至信仰的过程。立法者借助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将见义勇为的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规范。道德法律化有利于人的素质的极大提高及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的提高。因此，立法者在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立法的时候必须在“倡导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之间做出选择。若为倡导性规范，则法律仅仅鼓励陌生人对受难者进行救助，陌生人可以选择“救助”或者“不救助”，法律奖励救助者，但法律不惩罚不救助者。若为强制性规范，则法律将见义勇为作为一种法律义务，不履行义务的陌生人将受到法律的惩罚。笔者认为，应将见义勇为行为设定为强制性规范，同时明确对见义勇为者权益的保障内容及范围等, 从而切实维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不仅符合我国当前的国情，更有利于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循序渐进式发展。
（二） 如果救助人在救助过程中对被救助人或其他人造成了损害，是否要承担民事责任?
从我国目前的司法判例来看，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倾向于认为救助人对不当救助行为引起的后果应当承担责任。正是因为如此，一些见义勇为者因施救行为而致被救助人损害的案件，法院并没有赋予救助人赔偿豁免权。一旦救助人因为救助行为导致被救助人损害的，不论该救助人是否为善意的，都要赔偿被救助人的损害。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见义勇为行为，不利于提高我国的国民素质和精神文明建设。笔者认为，我国在鼓励见义勇为行为的同时，借鉴法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赋予善意救助人有限制的豁免权是有必要的，一方面可以消除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鼓励见义勇为行为; 另一方面，一旦发生损害，有利于对见义勇为者的保护。
（三）如果救助人在救助过程中遭受了损害，由谁承担赔偿及补偿责任?
见义勇为不是人们的法律义务,而是人们的道德义务。行为的损己程度反映着行为者的道德高度,见义勇为是我们社会最稀缺和最受崇敬的品性,所以康德将心中的道德律和头顶的星空相提并论。一个优秀的公民为社会履行了这份道德义务,从而使我们的社会闪耀着人性的光芒,那么我们的社会和政府难道不应该反过来也尽一下与之相匹配的道德义务,在物质和精神上弥补这些勇士所受到的损失吗?
从各国的立法实践来看，见义勇为的权利保障主体，主要是政府、侵害人及被救助人（受益人）。笔者认为，进行补偿或赔偿的先后顺序为：1、国家先行补偿原则。见义勇为是一种国家和社会鼓励的行为，大多数地方实行的是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政策，但仅有奖励而无补偿显然是很不够的。奖励大多数都弥补不了见义勇为者因见义勇为所受到的损失。国家对见义勇为者先进行补偿，再由国家代位行使见义勇为者的追偿权，去追究侵害人或受益人的赔偿或补偿的责任才是最根本的保障。2、侵害人赔偿原则。国家在对见义勇为行为人补偿时，一定要对侵害人进行追偿，其意义不仅在于赔偿因侵权行为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更重要的是还在于制裁和教育侵害人。3、受益人补偿原则。受益人因见义勇为行为而获益，理应对因此遭受损失的见义勇为行为人加以补偿，法律对此也有明确规定。这也有助于受益人负起责任来，认真保护其合法权益。
四、结语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古至今，我国都不缺乏见义勇为行为。但迄今，我国在国家层面上仍缺乏对见义勇为者的立法保护。因此，将见义勇为纳入法律调整轨道，将其立法从地方层面提升至国家层面，建立保护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的救济机制，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作者单位：江西省新建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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