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王利军 袁清彪


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治国理政目标。社会和谐的前提是法律的和谐，法律和谐的关键是立法、司法和执法的和谐，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从检察机关履行职能的角度，对于如何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提出了一些粗浅的看法。
关键词：构建和谐社会 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治国理政目标。今年“两高”工作报告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两高”贯彻落实“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具体体现。为何采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景宇这样解释：过去乱世用“重典”，而盛世则是“政简刑清”，所以，“两高”报告提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跟我国目前盛世的特征相符的。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就是轻轻重重轻重结合的刑事政策，实质就是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做到既要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检察机关如正确运用宽严相济的原则，正确适用轻缓的刑事政策，就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总结经验教训，树立宽严相济的执法理念?
自八十年代开始“严打”以来，从重从快已成为惯性思维，在刑事检察工作中为了避免承担打击不力的责任，可捕可不捕的都捕了，可诉可不诉的诉了，怕放纵犯罪，过于强调严打，忽视了区别对待和宽严相济，忽视了办案的社会效果，这并不符合新的执法理念。从刑事诉讼角度看，逮捕是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但不是唯一的强制措施，如果案件不论大小，犯罪不论轻重，都要逮捕后经过三、四个月的法定程序，这不仅浪费了司法资源，同时也没有起到挽救失足者的目的。打造和谐社会不能仅靠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来保障，司法文明要求检察机关在执法中必须转变执法理念，更加人性化。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安全的犯罪活动严厉打击，对轻微犯罪人员实行轻缓的刑事政策。?
二、引进暂缓起诉措施，限制刑罚的适用范围
我国现行刑诉法规定三种不起诉类型，即绝对不起诉、存疑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但是不起诉制度在实践中受检察机关自身考评制度的制约，运行不畅，适用率较低，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暂缓起诉制度，是指某些已经达到提起公诉标准的犯罪行为，基于犯罪嫌疑人的自身状况、刑事政策以及诉讼经济的考虑，通过设定一定的暂缓起诉期间暂时不提起公诉，而是在暂缓起诉期间终结时再根据犯罪嫌疑人的悔过情况等作出最后处理决定的一种诉讼制度。首先，暂缓起诉制度符合刑罚个别化和轻刑化的刑事政策。其次，暂缓起诉制度是起诉便宜主义在我国司法中的体现。最大限度兼取起诉法定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的长处，从而使诉讼程序更为合理和科学，是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体现我国刑事法律与时俱进思想的一项制度创新，有利于实现刑罚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再次，暂缓起诉制度有利于经济合理使用司法资源。刑事诉讼程序环节的减少缩短了诉讼时间，减轻了讼累，节省了人力、物力等司法资源，可以使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更为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的起诉和审判中去，以提高诉讼质量和诉讼效率。最后，暂缓起诉制度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了从实质上限制刑罚的适用范围，体现宽松刑事政策思想，检察机关应当扩大不起诉范围，同时尽快引进暂缓起诉措施。
三、借鉴恢复性司法理念，确立刑事调解制度
恢复性司法是对刑事犯罪通过在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以犯罪人主动承担责任消弭双方冲突，从深层次化解矛盾，并通过社区等有关方面的参与，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的一种替代性司法活动。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是以国家起诉和对被告人判刑为主要模式的，这种模式不仅带来监狱压力大、司法成本高的后果，而且严重忽略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所应具有的本体地位。恢复性司法作为一种全新的刑事司法模式，对大量的轻微刑事案件乃至邻里纠纷给予关注，尽可能在犯罪的早期阶段介入，通过化解人际关系，减少社区矛盾来预防犯罪。这种旨在提升被害人和犯罪人的满意度、降低再犯率的司法模式与我国传统的调解制度所蕴涵的“和为贵”的理念相一致。调解制度作为一种处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方法，给冲突双方解决冲突提供了机会。对此类轻微犯罪案件，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应当允许当事人和解后由侦查机关撤案或由检察机关作不起诉处理，这样做好处有三：一是有利于缓解矛盾，稳定社会，促进公民之间的宽容、和解；二是有利于帮教和改造罪犯，减少危害社会的犯罪因素；三是有利于司法经济，缓解目前司法机关案多人少和监管场所紧张的状况，利于集中精力查办大案要案。
四、最大限度的使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
贾春旺检察长在2006年工作报告中指出：检察机关在履行批捕、起诉职责时，要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坚持区别对待，对严重的刑事犯罪坚决严厉打击，依法快捕快诉，做到该严则严；对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人，初犯、偶犯和过失犯，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慎重逮捕和起诉，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做到当宽则宽。对于轻微犯罪来说，应当依法充分发挥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作用，减少逮捕措施的适用，减少刑事诉讼程序环节，缩短诉讼时间，使司法机关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更为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的起诉和审判中去，以提高诉讼质量和诉讼效率。
五、扩大简易程序和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的适用范围
笔者认为，高法对刑诉法第174条可适用简易程序情形的限制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如解释中被告人对于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的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一项，公诉部门将案件起诉基于的标准就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刑诉法第46条明确规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因此，将被告人认罪与否作为能否适用简易程序的理由显然是不符合立法本意，建议取消这一要件，以便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同时，对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的案件，能够简化审理的，要积极主动建议人民法院适用；对于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建议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的案件，经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应当同意并向人民法院建议适用。
六、对未成年人、在校学生轻罪实行非刑事化处理
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是犯罪构成中的特殊主体。这两类主体涉嫌的犯罪主要是轻罪，通常其主观恶性不深。同时，未成年人犯罪与他们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有直接关系，特别是培养一名大学生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社会成本很高，若仅因一次情节较轻的犯罪而对其简单地科处刑罚，将他们抛向社会，必然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并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检察机关应尽可能地在与学校达成共识、征询被害人的意见、并与公安机关协调配合的基础上，对涉嫌轻罪的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进行非刑事化处理，具体途径就是退回公安机关作撤案处理。此举在政策层面上，符合“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在法律层面上，也符合“两高”相关的司法解释。
总之，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构建和谐社会，核心是增进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现代和谐社会存在复杂的社会分工，需要运用法律规范来组织、调节社会关系和调整人的行为。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既是和谐社会的主体，又是和谐社会的建设者，要忠实、全面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责，应当确立现代司法理念，通过发挥自身职能，为推动和谐社会的建立做出应有的贡献。
浅析罗马法对英国法的影响

作 者：崔相伟

单 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内容摘要


英国法是罗马法系外的法律体系。由于人种和文化上的差异，政治上不强烈的需求以及罗马法复兴时间上的姗姗来迟，英国法走向了一条独立的发展道路。但是，英国法许多法律部门受到了罗马法的影响，有些甚至直接继受至罗马法，或者说存在直接的渊源联系。英国法对罗马法的继受是片断式的继受，具体规则原则的继受，选择性的继受，体系下的继受。英国法与罗马法的相似之处远远超出了人们曾经的想象，甚至如果我想寻找罗马古代社会法的痕迹，那么我们应该首先转向英国法。


关键词 罗马法 英国法 体系外的继受 古典罗马法 衡平原则


第一节 引言

如果说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是近现代法律体系中的两朵奇葩，那么，罗马法无疑是古代法律体系中的翘楚。罗马法对大陆法系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法国法系，还是德国法系，均深深地烙上了罗马法的烙印。甚至可以说，没有罗马法就没有大陆法系——至少不会是现在样子的大陆法系。
然而，谈到罗马法对英美法的影响，学术界大多学者认为罗马法对英美法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很小或者微乎其微，有些学者甚至否认罗马法对英美法的影响，仿佛罗马法是英美法系体系外的异类。然而，事实是不是这样呢？笔者带着疑惑，主要针对罗马法对英国法的影响，进行一番探讨，希望有所发现，以解心中之疑惑。

第二节 罗马法系外的英国法

英国（英格兰）地处欧洲大陆的边缘，当欧洲大陆如火如荼地展开罗马法复兴运动的时候，英国却无动于衷，从地域上看，似乎也不会让人觉得奇怪。但是，地域上的偏远，并不是英国排斥罗马法的深层次原因，不然就无法解释同样地处不列颠的苏格兰为什么全盘接受了罗马法。英国没有全盘接受罗马法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人种和文化上的差异。
英国大地上最早的定居的民族是凯尔特人，后来罗马人入侵，将英格兰并入罗马的版图，并修筑了哈德良长城，以保护英格兰。之后，蛮族入侵罗马帝国，而侵入英格兰的日尔曼人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与侵入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日尔曼人不同，后者的部落包括汪达尔人，哥特人等，他们早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前就已经进入了罗马帝国的疆域，并熟悉了罗马文明——如果不是接受的话。他们对罗马文明并不排斥。而英格兰则相反。“来自北海沿岸的弗里斯人、朱特人、盎格鲁和撒克逊人，来自爱尔兰的苏格兰人，同时从海上入侵，在这种冲击下，罗马文明几乎荡然无存。英格兰岛与大陆的背景不同，他不是补充人员式的日尔曼殖民化，而是移民式的日尔曼殖民化。” 如是乎，罗马文明（包括罗马法）从英格兰消失了。而继盎格鲁和撒克逊人之后的是来自法国的诺曼人于1066年征服了英格兰。诺曼人虽然是从法国入侵的，但他们是来自北欧的日尔曼人，即维京人，于熟悉罗马文明的法国人不同。诺曼人的文化是日尔曼式的，而非罗马式的。这样，英格兰彻底和罗马文化分道扬镳了，只留下历史尘埃里的哈德良长城依旧在北方的风雪中守候。
第二， 英格兰对罗马法政治上的需求不如大陆法系国家强烈。
由于“诺曼入侵”是异族征服，因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客观上使诺曼人只有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政体才能统治英国。为此,威廉一世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建立起了当时欧洲独一无二的、以强大王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政体。在此基础上，11世纪初，英格兰建立起了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权。罗马法在公法方面的理论是崇拜权力，西欧各国的君主都“把罗马法作为反对封建割据势力的理论依据。《学说汇编》第一句就指出：‘君皇决定的事具有法律效力’。” 促成君主专制的但由于威廉一世的措施已使英国建立起来了坚不可摧的强大王权，所以英国就不像西欧大陆国家一样，迫切地需要这种强化王权的法律理论为其政治服务。
第三， 罗马法复兴时间上的姗姗来迟。
罗马法的复兴始于12世纪初，经过注释法学派、沿革法理学派等对罗马法的研究和总结，“在15－16世纪的欧洲各国出现普遍采用罗马法的热潮，并最终使罗马法成为现代各国制定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法律的基础。” 然而，自从1066诺曼人征服英格兰开始，普通法便开始产生，到亨利二世（1154－1189年）时，普通法已经基本形成。所以，当欧洲大陆开始复兴罗马法的时候，英国普通法体系已经初具雏形，并焕发出勃勃生机。到15、16世纪时，英国判例法体系已经确立，不可能像大陆一样接受罗马法体系。
由于上述原因，英国法便形成了独特的体系，游离于欧洲大陆之外。

第三节 英国法——体系下的继受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英国法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受中世纪罗马法复兴后的罗马法体系的影响。然而，这是不是说明英国法没有受罗马法的影响呢？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罗马法。如果我们仅仅将罗马法定义为经过中世纪法学家研究发扬的罗马法学派的学说，那么，英国法无疑游离于罗马法之外。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集中于古典罗马法，即在罗马国家适用的罗马法，那么我们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而且，前一种观点未免有失公正。它把罗马法仅仅局限于后人发挥改造的体系化的罗马法，而非原汁原味的罗马法，并且以此作为英国没有继受罗马法的根据。多么荒谬啊！我们知道，法国沿革法理学派研究罗马法之后，经过后人的继续发扬，有了《拿破仑民法典》 ；德国历史法学派的研究成果为《德国民法典》的编纂奠定了基础（虽然他们反对德国编纂统一的法典，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德国编纂法典的反动 ）。英国是法制文化发达的国家，并不是一个法制继受国家。我们没有人会对德国没有继受法国民法体系产生疑问，因为他们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法律文化。同样，英国也如此，作为一个“傲慢”的民族，英格兰人怎么会否定自己的法律文化，接受法国或者德国的法律呢？就算英国要接受罗马法，他们也不会把自己归化如法国或者德国法系，他们会自己开创一种完全不同的道路和体系。不然，英国就不是日不落帝国！况且，如果我们的视角从古典罗马法出发，就会发现完全不同的结论。
英国受古典罗马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一下几个方面：
第一， 英国法对古典罗马法的具体规则、制度以及原则的继受。
英国法虽然没有接受大陆法学家体系化的罗马法，但是却从古典罗马法中汲取营养，并加以吸收发扬，形成了自己的规则，制度原则。例如英美法的衡平原则。“罗马人是衡平法的最早实践者，最高裁判官法就是典型的罗马衡平法。英国人借用了这一现成的概念，将它发展为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 梅因在《古代法》中也对二者进行了比较，虽然没有说英国的衡平法渊源出自罗马法，但是却承认二者惊人的相似。 另外，英国的令状制度和罗马法的程式诉讼是如此的相似，以至于让人产生迷惑，以为他们有什么渊源联系。而二者打破其桎梏的方式也是惊人的相似——都是法官创造新的令状或程序。
如果要举一个罗马法对英国法具体制度的影响，可以以诽谤制度为例。“罗马法中，对诽谤行为的划分主要是以诽谤究竟是否私下还是公开发表，是否属于特定的内容为依据的，而并非以口头还是书面的表达方式作为划分标准。早期诽谤性的歌谣和后期的匿名的讽刺诗一起构成了刑事性诽谤。是否属于刑事诽谤的范畴并不取决于发表的形式，而是取决于所陈述的事实的性质、传播的范围以及它的匿名性。” “罗马的刑事诽谤法律规则是在1606年的De Libellis Famosis 案中正式被导入英国的法律体系的。”“判决要点如下：‘任何的书面诽谤，或者是针对普通平民的，或者是针对官员或其他公众人物的。即使诽谤是针对普通平民的，也仍然要严惩。因为虽然这一诽谤只是针对个人的，但是它将刺激这个家族中的所有成员、亲戚、朋友起来复仇，由此就会造成争斗从而破坏社会的安宁与和平，导致流血牺牲和其他巨大的麻烦。如果这一诽谤是针对官员或其他公众人物的，那这就是一种更大的冒犯。因为这不仅破坏了社会的安宁，而且是对政府的诽谤和丑化。试想，国王指派和选拔来治理他的国民的大臣居然被指控说是腐败或邪恶的，还有比这更大的对政府的诋毁和丑化吗？’” 这样，罗马法的规则被完整引入了英国判例法。但是，由于判例法的灵活性，英国法在引入罗马法规则的时候，法官往往加入自己的意见，而且，考虑到后来的判例的影响，先前的规则往往被变的面目全非，发现罗马法的痕迹已经不再那么明显了。
第二， 对某些法律部门如商法、海商法的影响。
罗马法对英国法的许多法律部门直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成为了其主要的渊源。当然，其对各个部门的影响并不是相同的，而是因不同的部门而有所差别。对有些部门影响及其深刻，而另一些则没有这么强烈。根据罗马法对英国法各部门的影响的强烈程度，可以将这些部门分为一下几类。
（一） 英国的商法在其形成初期，大都受到罗马法的影响。
例如英国的信托法，侵权法。但是，罗马法对这些部门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移植，而是这些部门在发展过程中对罗马法平行的借鉴。换句话说，这些部门的自主发展与这些部门对罗马法的吸收是平行进行的。例如，英国信托法的起源是王权通过税收对臣民财产的控制。英国臣民通过设定信托来逃避财产税。英国自己的土壤产生了自己的法律，而英国人又从罗马法那里找到了知音，于是，罗马法的概念、术语、规则被英国人心满意足地拿了过来。
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是社会和法的发展的本质规律的原因，罗马人和英国人法律实践产生了相同的法律需要，于是他们一拍即合。在这些情况下英国法对罗马法的吸收是无可置疑的。不然，英国法中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罗马法律术语？很难想象英国人会自己创造一个制度，但是却舍弃英语，而以拉丁语来命名。难不成英国人是疯子？理性的解释只有一种，那就是他们有渊源联系。
（二） 对罗马法的直接的接受。
这一点在海商法中尤其明显。海商法的渊源起自传说中的罗德海商法。“海事法中最有特点的共同海损法律制度，其基本原则明确地记载在东罗马帝国皇帝Justinian一世时编纂的法典上，因而罗德法也就成了人们引证的根据”。 罗德海商法到中世纪时的版本之一有奥列隆法（当然有新的海上习惯的汇入，但这并不代表以前习惯的废除）。中世纪的英国直接承认了奥列隆法的规则。“奥列隆法及其他海商法典的有关规定，即便在今天仍然为英国法院广泛引用。” 可以看出英国海商法是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罗马法的影响。
笔者一直疑惑，为什么古典罗马法和早期英国法会如此地相似？想一想罗马和英国地法官都用衡平原则断案，想一想罗马的程式诉讼和英国的令状制度（以及“无令状即无救济”），想一想罗马人为解决程式诉讼的弊端而创造的新的程序和英国人新创造的令状，再想一想罗马法官和英国法官通过审判创造的法律（裁判官法和判例法），我们会迷失在自己的思考中。这时候我们会问，到底是经过后人发挥的体系化的罗马法（法国法系和德国法系）更接近罗马社会的法律呢？还是英国法更与古典罗马法相似？且不问英国法和罗马法的渊源关系，如果我想寻找罗马古代社会法的痕迹，那么我们应该首先转向英国法。也需是法律发展的本质规律，也许是历史的巧合，罗马法和英国法成了孪生兄弟。

第四节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