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温州市区化粪池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政府
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温州市区化粪池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温政发〔2008〕15号
鹿城、龙湾、瓯海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温州市区化粪池使用管理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二○○八年二月十四日
温州市区化粪池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市区化粪池的使用管理行为，根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温州市区（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化粪池使用管理活动。
第三条 化粪池的使用、维修和管理遵循“谁所有、谁负责”的原则。
第四条 市、区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化粪池使用管理的指导、监督工作；市、区市容环境卫生专业管理机构（以下简称市容环卫管理机构）受同级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具体负责化粪池日常使用管理工作。
规划、建设、房管、环保、城管执法等部门，按照职责协同做好化粪池的使用管理工作。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化粪池上搭建构筑物、堆放杂物；禁止擅自改变化粪池排污管道。
第六条 化粪池由所有权人负责管理，公厕化粪池由公厕管理单位负责管理。
化粪池所有权人不明的，由所在地市容环卫管理机构负责管理，其安全维护、维修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七条 化粪池实行定期清掏，每年不得少于1次。粪水、粪渣实行集中处理，综合利用。
第八条 市容环卫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化粪池使用管理档案，详细记载化粪池的地点、位置、建造时间、类型、容量及化粪池残渣清运等情况。加强监测，重点掌握商业区和人口稠密地段化粪池的日常运行和残渣定期清运情况。
第九条 化粪池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市容环卫管理机构应当发出《化粪池排危通知书》：
（一）甲烷气体浓度超过爆炸临界点下限20%的；
（二）化粪池的过滤池粪渣结块严重的；
（三）不按规定进行残渣清掏的；
（四）存在其他安全使用隐患的。
第十条 化粪池所有权人接到《化粪池排危通知书》后，应当在规定时间内排除安全隐患；逾期不排除安全隐患的，市容环卫管理机构在征得所有权人同意后，可以代为履行或者委托专业服务单位履行，费用由所有权人承担。
第十一条 化粪池所有权人未在规定时间内排除安全隐患，也不同意市容环卫管理机构代为履行的，市城管执法部门应当责令其改正，并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第十二条 化粪池所有权人可以委托环境卫生专业服务单位对化粪池进行日常安全使用管理。环境卫生专业服务单位应当根据委托事项和国家有关化粪池的安全使用标准开展服务活动。
第十三条 化粪池残渣清掏作业应当遵循下列规程：
（一）设立警示标志，确保道路畅通；
（二）揭开池盖前，应当疏散非作业人员；
（三）对池内甲烷、硫化氢、二氧化碳等有害气体进行检测，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方可下池作业；
（四）下池作业人员应穿防静电服装，严禁携带硬金属物下池；
（五）清掏后池内应当无块状粪渣、无沉积物，进口、出口以及排水管道通畅，并留有三分之一流体作为发酵剂；
（六）清掏结束后应当及时将池盖、沟盖复原或者修缮，清洁作业场地，如当日不能完工的，应当设立警示标志或设置保护围栏；
（七）清掏运出的粪水、粪渣，必须密闭运到市容环卫管理机构指定的专业处理场，经无害化处理，符合排放标准方可排放。
第十四条 市、区市容环卫管理机构应当设立并公布服务电话，受理市民的相关投诉和诉求，制定化粪池突发安全事件应急预案。
第十五条 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市容环卫管理机构和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化粪池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8年3月1日起施行。
病亡补偿费分配方案的顺位思考
——重庆市奉节法院判决王绍芳诉曹家同等分配死亡赔偿金纠纷案
[裁判要旨]
病亡补偿费本质上与死亡赔偿金同义，属于财产性赔偿，并非遗产，故应根据各亲属与死者关系的远近情况和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对死者经济依赖程度及其现实生活困难程度，综合平衡，合理确定分配方案。
[案情]
2009年11月28日，原告王绍芳之夫、曹丞之父、被告曹家同之子曹中平，在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图文信息基建工地木工理工作时突发疾病身亡。被告曹家同委派被告曹生斌与原告王绍芳等同去上海与用工方协商，获得经济补偿65000元，另领取曹中平生前工资13820元，共78820元，以案外人吴楚仲的户头存入银行70000元，存折曹生斌保管并设置密码，余款用于途中开支。返回后，曹生斌将全部余款交给本村支部书记魏伟处理，曹家同领走45000元，王绍芳领走3700元。原告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现金69900元。
原告王绍芳的丈夫死后，全家二口人，儿子曹丞现年8岁；被告曹家同现年95岁，共有两儿三女，除长子曹中平病故，余皆成年。
[审判]
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死者曹中平在务工期间因病死亡，获得经济补偿65000元，其内容是对死者家庭整体预期收入损失的赔偿，性质是财产损害赔偿，不属于遗产，可参照《工伤保险条例》和重庆市社保机构贯彻《工伤保险条例》的通知规定，根据与死者亲属的远近和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在其供养亲属范围内合理进行分配。曹丞是死者曹中平的儿子，应计算其相应的赔偿费用；曹家同系死者曹中平的父亲，其作为曹中平生前扶养的人，其生活费应当计算其中；王绍芳是死者曹中平的妻子，应对死亡的赔偿款合理分配；死者的父亲年老，儿子年少均是生活的弱者，在分割赔偿款时需要给予照顾；原告王绍芳、曹丞系死者的家庭成员，生活更为紧密，在分割赔偿款时应适当多分。死者生前工资，属于死者遗产，系另一法律关系，不属本案调整范围。因曹中平死亡所获得的经济补偿款，除去实际开支外，剩余部分在王绍芳、曹丞、曹家同之间合理分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并参照重庆市社保机构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有关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第十一条规定，判决：一，曹中平死亡经济补偿6500元，除去实际开支30120元后下剩34880元，王绍芳、曹丞分得24880元，曹家同分得10000元；二，上列款项中王绍芳、曹丞分得的金额，品除王绍芳已领取的3700元，余款21180元由曹家同直接给付；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老年丧子、中年丧夫、幼年丧父，皆为人间悲剧。案件的处理应尽可能平衡各方当事人的情况，尽力减少冲突，避免再次触痛心灵的伤痕。
本案是一起农民工在外地打工中突发疾病死亡，引发亲属间关于病亡补偿费的分配纠纷。当曹生斌接受被告曹家同的委托赶往上海办完死亡补偿事宜返回，将除去开支后的余款交给本村支书魏伟后，经村里处理，对死亡补偿费进行了分配。原告不得已诉至法院，寻求法律救济，以维护其正当合法之权益。主审本案的女法官对双方当事人的处境深为同情，力主通过思想工作化干戈为玉帛，但由于被告方在子女的支持下坚持村里的分配方案，为防止久拖不决只得下判。该判决说理透彻，分配方案公正合理，以致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表明原告、被告及其子女们内心服判息诉。
一、打工中突发疾病死亡的经济补偿费性质分析
本案中，原告王绍芳的丈夫，被告曹家同的长子曹中平在外地打工中突发疾病死亡，用工单位补偿给其亲属的经济补偿费65000元，此款属于什么性质，直接关系曹中平亲属间亲等之确定及分配权益之判定。
笔者认为，农民工在外地打工中突发疾病死亡，一般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用人单位作为合法用工主体时，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然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的规定，“视同工伤”，按该法第三十九条“职工因工死亡”之规定，其近亲属应享受“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二是用人单位属无营业执照或者未经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以及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撤销登记、备案的单位的职工因病死亡，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六条之规定，由该单位向死亡职工的近亲属给予一次性赔偿，赔偿标准不得低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三是按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即高法人身损赔规定中雇工损害赔偿关系），接受劳务的一方承担无过错责任，按照《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参照雇工损害进行赔偿。
具体到本案，突发疾病死亡大多基于自身自然疾病原因，一般不归入侵权损害类赔偿，但曹中平在木工班工作，属农村工匠类技术工种务工人员，且在工作中发病死亡，有可能全系自身疾病原因死亡，也有可能突击加班、疲劳成疾等原因死亡，即不排除用人单位管理不当原因，人民法院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视同工伤”，认定因工死亡是可以的，但从经济赔偿费用看，因系双方协商所确定，不一定非按标准计算，亦无可指责。由此而论，本案病亡补偿费的名称并非法律素语，性质与死亡赔偿金相接近。因此，病亡补偿费作为财产性赔偿，属于对受害人造成的收入减少的损失赔偿，是对受害人亲属遭受的间接损害而赔偿之费用，本非遗产性质，但可参照遗产继承的基本原理，在亲等的第一顺序亲属中予以分配，符合立法本意和民间一般认知标准，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
二、同一亲等的近亲属分配病亡补偿费的基本原则
如前所述，在农人看来，出外打工的人因自身发病死亡，说不上赔偿，顶多给点经济补助。在笔者看来，打工者虽系自身发病而死亡，但若是在劳动中发病而死，从工伤保险角度“视同工伤”，属于因工死亡。其经济补助可以叫做赔偿，但不同于侵权法语境下的死亡赔偿金，可按照死亡赔偿金的处理原则进行分配。分配时，一般应注意掌握的原则是：第一，近亲属与死者之间的关系的远近情况；第二，近亲属与死者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第三，近亲属对死者的经济依赖程度；第四，近亲属现实生活的困难程度。法律并不主张一概平均分配。
本案中，死者曹中平的妻子、儿子和父亲同属于我国婚姻家庭法、继承法亲等的第一顺序近亲属。亲情是一种深度，爱情是一种纯度，用二者分析死者妻子、儿子、父亲三人与死者的关系，从关系的远近情况可以判断出的顺序是：妻子、儿子和父亲。这是因为，有道是“至亲者爹娘、至爱者夫妻”，妻子与丈夫的感情比谁都近，而且丈夫外出打工后，妻子守家耕种田地，养育儿女，其功不亚于出外打工挣钱，因此原告王绍芳当列第一。曹丞作为死者的独子，是死者的一生之希望，其奋斗之一生全在于独子的成长、成人、成家与成业，当列第二。曹家同作为95岁的父亲，虽非死者一个家庭中的生活成员，但却是他的生身父亲，且年高老迈，尽管其膝下有两子三女，但作为长子的曹中平比弟妹应更多些关爱，也是法定的扶养人。从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分析，不言而喻，妻子和儿子作为同一家庭中共同生活的成员，其紧密程度更强予独居的父亲。从经济依赖程度分析，依赖性最强者莫过于年仅8岁的儿子，其次是妻子，再其次是父亲。因为，父亲的扶养人有5个，死者属其中之一。从现实生活的困难程度分析，最困难者是死者的妻子和儿子。死者之死，致使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幼子需要抚养，田地需要耕种，其生活之惨状难以言表。而死者的父亲，已经95岁，余年不多，且生活无忧，与死者妻子、儿子相比较为宽松一些。
本案法官正是基于上列情况的分析思考，在死者曹中平的病亡补偿费除去开支尚存34880元的情况，按照上列分配原则，作出重要的两个决断：一是大胆否定村里的分配方案。按照村里的分配方案，作为死者妻子、儿子的原告方仅领取3700元，其余全归作为死者父亲的曹家同所得，基本剥夺了原告的合法分配权益，明显有失公平正义。但判决书只字未提村里分配方案之过错，主要虑及原告致诉之重心及顾及村级工作之积极性，不提及更为有利。二是确定了合理的分配方案，基本实行5、3、2的标准予以分配，即死者之子50%、死者父亲30%、死者妻子20%，判决死亡补偿费之余款34800元，原告母子共分得24880元（接近70%），被告分得10000元（接近30%）。既体现了法律的人性化精神，又贯彻了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取得了化解纠纷，重聚亲情的良好效果。
（作者单位：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