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契约初探　　　

　　　　　　　　　　　　　　　作者：许建添


　　证据契约[①]，由“证据”和“契约”二字组成，看起来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我们对“证据”和“契约”早已司空见惯，而对“证据契约”则比较新鲜陌生。然而，在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关于证据契约的研究由来已久并有不少立法采纳了证据契约制度，如意大利。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虽稍落后于德日等国，但成果不菲。相比之下，我国大陆学者的在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却比较罕见，有的也是在讨论诉讼契约时论述一点点。[②]研究虽未成气候，但前辈们的相关见解皆具启发性，值得重视。

　　契约，一直以来为私法领域所垄断，自从19世纪后叶诉讼法学脱离私法学的支配而开始确立其理论时期时，学者们普遍不接受在诉讼法学领域的存在契约。[③]学者均是以诉讼的公法性为理由排斥契约在公法领域的存在。但目前更多的学者均对诉讼上存在契约持肯定说，认为诉讼上存在契约，使法律未予以明文规定的合意也并不当然禁止。[④]笔者当然是赞同肯定说，而且笔者同样认为，证据法上也存在契约。但笔者并非简单地从“诉讼法上存在契约”、“证据法属于诉讼法的分支”、所以“证据法上也存在契约”这样一个三段论得出来的结论。

　　契约，千百年来一直与人类相依为伴，但契约并非只存在于私法领域。在罗马法上，不仅私法上有契约的概念，公法和国际法上也有这个概念。优帝《学说汇纂》就把协议（Conventio）分为国际协议、公法协议和私法协议三种。[⑤]但承认公法领域也有契约，就会出现一个法律悖论：公法的规范不得由个人的协议变更，而契约属于私力范畴，承认公法领域也有契约，无异于承认“公法的规范可由个人的协议变更”。如何解释这一悖论，同样是证据契约不可逃避的问题。但去解释这一悖论就暗含这样的意思，即证据法是公法。笔者虽不完全认同证据法完全是公法，但问题终究是要解决的。到底什么是证据契约？证据契约的存在有何依据？它有什么效力？契约自由原则能否适用证据契约？证据契约在我国前景如何？



一、证据契约的概念

思维需要概念的支撑，尤其是对证据契约这样既熟悉又陌生的事物进行探讨。一般认为，证据契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证据契约是指有关诉讼中的事实确定方法的诉讼契约。广义上还包括变更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举证责任契约。此外，证据契约还单指为方便法官认定事实活动而订立的契约。狭义证据契约的典型例子有：自认契约、证据方法契约或证据限制契约、鉴定契约、确定各种证据方法和证明力的契约等。[⑥] “对一个概念下定义的任何企图，必须要将表示该概念的这个词的通常用法当作它的出发点。在对法的概念下定义时，我们必须从考察下述问题开始：一般称为‘法’的这些社会现象是否提供了使它们区别于其他同类社会现象的一个共同特征？这一特征在人的社会生活中是否重要到这样的程度，即可能成为有助于认识社会生活中各种概念的基础？”[⑦]因此，在笔者看来，对证据契约下定义与对法下定义一样，将表示证据契约概念的这个词的通常用法当作它的出发点，要体现“契约”这一共同现象，即在表述上一是应当体现契约的共性，二是应当突出证据契约的特性。

证据契约与私法上契约都属于契约，因而也具有契约最本质的特征：首先，证据契约的订立人是平等的诉讼主体，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平等。其次，订立证据契约是出于自愿，当事人有选择订立或不订立证据契约的自由。再次，当事人之间达成证据契约时往往出于理性和功利的考虑。最后，却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证据契约是当事人之间意思一致的合意，只有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时，才达成证据契约，产生一定的法律效果。但是，证据契约也不完全等同于私法上的契约，最明显的区别体现在私法契约的内容完全是实体性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变动；而证据契约的内容大多是民事主体对其所享有的程序性权利的自由处分和对程序性义务的自愿负担，这种处分和负担行为可能会对各民事主体之间实体性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产生间接的影响。另一重要区别即在于证据契约产生的效果不同于私法上契约产生的效果，前者旨在产生诉讼法上效果，后者产生私法上效果。在德国，研究者一般将证据契约与举证责任契约相区分，Rosenberg即在定义上将两者区分开来。[⑧]笔者认为，严格说来，证据契约与举证责任契约应有所区别，但是否有区分的必要性则仍存疑问。将两者区分开来，其优点在何处亦难以言明，再加上我们已经习惯把举证责任理论放入证据法学理论体系，故本文不对这两种契约作区分，而是采广义证据契约概念，即包括举证责任契约。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证据契约即为平等的当事人之间就诉讼中的事实确定方法的旨在产生诉讼法上效果的合意，包括在事实不能证明时的责任承担的合意，即包含举证责任契约。



二、证据契约存在的依据及价值

（一）法理依据

契约的本质即合意，其得以存在的理论根基在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证据契约作为“证据”和“契约”结合生成的词语，本身体现了私法精神对证据法的深远影响，同时也蕴涵了解决民事纠纷的程序法独特的价值。而证据法的“两栖性”亦为证据契约的存在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1.私法精神在民事诉讼领域的扩张。私权的救济有赖于民事诉讼权利的行使，当事人将发生的纠纷诉诸法院，目的在于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其纠纷，保护其合法权益。此时，纠纷的解决过程可以被看作是由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共同作用的“场”，因为一方面民事诉讼要依照民事诉讼程序法进行，另一方面法官必须依照民事实体法作出判决，缺少任何一面都会使民事诉讼陷入停滞。“民事诉讼从国家对公民来说，这是公法关系，但是，从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纠纷的内容来看，显然民事诉讼又具有私法性质的关系”。[⑨]因此，私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必然会延伸到带有私法性质的民事诉讼法领域。当事人作为实体法的权利主体，既然可以在实体法领域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同样可以在民事诉讼领域自由处分自己的权利。这一自由体现在证据法上，则应尽可能地树立尊重合意的观点，法官在对案件事实进行自由心证时，应当尊重当事人对证据处理和选择的合意，当事人有权就证据事项达成证据契约。可见，证据契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私法自治精神向民诉讼领域的延伸。

2.程序主体性原则之体现。近代以来，程序主体性原则已为各国所公认。毫无疑问，当事人是其实体权利的主体。当事人将纠纷交由法院解决，形成“三角”结构，法官代表国家权力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介入纠纷，但这并未改变当事人的主体地位。相反，实体上的主体地位转化成程序上的主体地位，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在程序上应当得到充分尊重。依据程序主体性原理，在涉及当事人等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地位、责任或权利义务的审判程序中，应从程序上保障其有参与程序以影响裁判形成的程序主体权；而且，在裁判作成以前应保障其有能够适时、适式地提出资料、陈述意见或者进行辩论的机会；在未被赋予此项机会之情况下所收集的事实及证据，不得直接成为法院裁判的基础。[⑩]那么在程序设计上就应当充分考虑程序利用者??人的自主性、自觉性与选择性，赋予当事人广泛而充分的程序性权利，保证程序主体有充分地参与程序的机会。当事人作为一个自主的理性人，有权利也有能力在程序上作出选择，以满足其程序主体性之要求。而契约正好符合这一要求，契约的根源之一即选择，“没有选择，即使有了劳动的专业化和交换，对最简单的契约也没有意义。如果从契约的概念中去掉了选择，那么，世界上最好的契约当事人就不是人类，而是群居的昆虫，特别是蚂蚁了。”[11]当事人通过达成证据契约行使选择权参与程序，有了契约的权利，也就有了选择的权利，使其程序主体性得以充分体现。

3. 证据法的“两栖性”为证据契约的存在提供了空间。不可否认，民事证据法由于涵括了法院调取证据、采信证据等一系列具有职权色彩的内容，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法性质。但道德与法的结合在公法领域亦为势所必然。事实上，民事证据法中关于当事人举证、质证、证据披露，自认等许多规则本身即带有强烈的私法色彩，并且，随着诉讼证据制度设计上当事人主义模式与职权主义模式的融合，当事人主义模式渐为人们所接受，使得这种“私法化”必将更为明显，因而以私法的理念和原则来约束当事人之间的证据法律关系亦为必要。此外，民事证据法虽被大多数人界定为程序法，但其中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等许多内容不完全是程序法问题，而往往是在实体法即民法中作出规定，况且，民事证据并不完全用于诉讼和审判，它同时也用于指导和规范民事行为，确认和证明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保护民事权利和避免民事纠纷。也就是说，证据问题离开诉讼也会发生，也正因如此，我国亦有部分学者提出可将民事证据置于民法典中来规定。[12]因此，证据法的内容不全为公法，总有那么一部分公益色彩不那么浓厚的“任意规定”。当事人通过证据契约处分自己的“私”权利，即使违反了“任意规定”，如果对方当事人并不提出异议，就没有必要视为无效，因为这反而有利于诉讼程序的稳定与经济。

（二）诉讼模式基础

在民事诉讼领域，向来存在职权主义诉讼民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之争，由于两种模式之间的某些差异带有根本性，这就使得某些具体诉讼制度的存在与适用实际上成为诉讼模式选择的结果。证据契约也不例外，其制度的生存依赖于诉讼模式基础，那就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所谓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一是指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继续依赖于当事人，法院或法官不能主动依职权启动和推进民事诉讼程序，二是法院或法官裁判所依赖的证据资料只能依赖于当事人，作为法院判断的对象的主张来源于当事人，法院或法官不能在当事人指明的证据范围以外主动收集证据。而当事人主义的核心和基调是辩论主义原则和处分原则。依照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理论，辩论主义是指认定案件事实的有关诉讼资料只能由当事人提出，否则不能作为法院裁判的根据，即“当事者以什么样的事实作为请求的根据，又以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所主张的事实存在或不存在，都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领域”。[13]而处分原则作为当事人主义的另一重要表现，包括：一是诉讼只能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开始；二是当事人决定审理对象的内容和范围，而且对于诉讼标的的变更，当事人也有决定权；三是诉讼可以基于当事人意思而终结。其中，“当事人对作为裁判基础的案件事实的处分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重要内容。当事人对诉讼资料的处分表现在：当事人没有在特定阶段和场合（辩论过程中）提出来的案件事实，裁判者不能作为判案的依据”。[14]这说明，在对诉讼资料的处分上，处分原则与辩论主义原则不谋而合。

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集中体现了民事诉讼领域的意思自治；而证据契约作为反映私法自治精神的具体形式，也是意思自治原则在民事诉讼领域的体现。因而，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辩论主义原则与处分原则的承认与尊重必然意味着对证据契约这一民事行为方式的肯定。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证据契约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在制度上存在契合，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也正是证据契约制度得以建立和发展的诉讼模式基础。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法院有全面调查取证的权力，可以在辩论程序之外寻求定案的依据，辩论主义和处分原则对法院没有约束力，因此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讨论证据契约既缺乏法理依据，也无实际意义。

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都是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15]这为证据契约制度在两大法系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但证据契约的提法只存在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尽管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当事人间的证据“合意”，却不使用证据契约这一提法。

（三）价值

笔者认为，证据契约存在以下价值：

１.有利于实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契约即公正”[16]。根据当事人之间的证据契约认定案件事实解决纠纷，不仅是符合实体正义而且是符合程序正义的。“当某人就他人事务做出决定时，可能存在某种不公正。但当他就自己的事务做决定时，则决不可能存在任何不公正。”[17]当事人承认对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事实，在局外人看来或许是不公正的，但作为一个理性人的选择，其意图并非局外人所知晓。因此，自由订立证据契约就意味着正义。

2.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案件事实毕竟是过去的事实，是独一无二的，想象或模拟的重建都不能确切的重现过去。[18]证明案件事实需要证据来证明，而人的诉讼能力又是有限的，搜集证据往往是一个艰辛的过程，使得诉讼周期变得越来越长。长时间诉讼不仅使当事人争议的利益得不到实现，反而增加了当事人讼累。而证据契约能够便捷诉讼，比如双方达成自认的契约，免除了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这样，原本必须进行的当事人举证、法院调查证据、质证、认证等环节被简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证明的环节和费用，缩短了诉讼的周期，降低了当事人和人民法院在时间、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成本支出，同时也提高了诉讼效率。

3.有利于限制法官恣意，弥补立法缺陷。证据契约充分凸现了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是个体自主决定自己命运的行为载体，通过自主决定的形式，主体的自由得到张扬。证据契约对法官的制约作用，亦可以促使法官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制约法官恣意。“法律不能完备无遗，不能写定一切细节”[19]，法律固有的缺陷使得立法追求的理想难以实现。通过双方达成证据契约，对相关的可支配事项达成合意，制定子规则，不仅满足当事人的权利需要，在客观上也弥补了立法的不足。
湖北省武汉市人大常委会


武汉市精神卫生条例

(2008年11月20日武汉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2010年5月27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精神卫生工作，提高公民心理健康水平，保障精神障碍者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精神卫生事业促进和精神障碍的预防控制、诊断治疗、康复服务以及相关行政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精神卫生工作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重点干预、广泛覆盖、依法管理的原则。

第四条　市、区人民政府统一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精神卫生工作，建立政府领导、部门合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

市、区卫生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精神卫生工作。

发展和改革、民政、公安、司法行政、教育、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科技、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精神卫生工作。

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社会团体和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协助做好精神卫生相关工作。

第五条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管理委员会按照本条例关于区人民政府及区卫生行政部门管理职责的规定，负责其管理区域内精神卫生工作的管理。

第二章 事业促进

第六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精神卫生工作作为公共卫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精神卫生工作的需要建立精神卫生工作经费保障制度，加大投入，完善精神卫生基础设施建设。

市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市精神卫生工作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七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精神卫生专业机构为主体，综合性医疗机构为辅助，社区(乡镇)医疗卫生机构为依托的原则，整合本地区精神卫生资源，明确各级各类精神卫生机构职责，建立健全精神卫生服务体系。

精神卫生专业机构应当全面开展精神卫生服务，并负责对综合性医疗机构、社区(乡镇)医疗卫生机构的精神卫生服务进行业务指导;综合性医疗机构、社区(乡镇)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根据市精神卫生工作规划开展相关精神卫生服务。

第八条　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精神障碍者的医疗费用，按照国家、省和本市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定执行。农村精神障碍者的医疗费用按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规定执行。

第九条　市、区人民政府对本市下列精神障碍者实行医疗救助:

(一)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扶(抚)养人的精神障碍者;

(二)生活困难的重性精神障碍者;(三)流浪乞讨的精神障碍者。

具体救助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十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会同人事等行政部门加强对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的培训，提高其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加强对医疗机构中非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的培训和教育，提高其识别精神障碍的能力;积极开展相关公共卫生专业人员从事精神健康教育工作的能力培训。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为公安、司法行政、民政、教育等行政部门以及相关社会团体开展精神卫生知识培训提供技术支持。

第十一条　科技行政部门应当加大经费投入，鼓励和支持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医疗机构开展精神卫生的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提高精神障碍预防控制、诊断治疗和康复服务的水平。

第十二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具体措施，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提供资助、志愿服务等多种形式支持本市精神卫生事业发展，引导社会资源投向精神卫生事业。

第十三条　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加强精神卫生从业人员的职业保护，逐步改善其工作条件。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扰精神卫生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正常执业活动。

第十四条　单位和个人在精神卫生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由市、区人民政府予以表彰。

第三章 预防控制

第十五条　本市建立以精神障碍预防控制机构为主体、医疗机构为骨干、社区为基础、家庭为依托的精神障碍预防控制体系。

第十六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把提高公民精神健康水平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采取措施，预防精神障碍的发生。

各单位应当重视劳动者的精神健康，结合本单位的工作特点，开展精神健康教育，营造有益身心健康的工作环境。

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关注居民、村民的精神健康需求，营造有益身心健康的生活环境。

第十七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重大灾害的心理危机干预列入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在重大灾害处理过程中，组织开展心理危机干预，降低灾后精神障碍发生率。

第十八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开展精神健康教育，普及精神卫生知识，提高精神健康水平，预防精神障碍的发生。

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应当积极开展精神卫生的公益性宣传。

第十九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对教师进行精神卫生知识培训，提高其促进学生精神健康的能力。学校应当为教师接受精神卫生知识培训提供必要条件。

学校应当结合素质教育，将精神健康教育纳入工作计划，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特点，开展精神健康教育、咨询、辅导，创造有利于学生精神健康的学习环境，促进学生身心健康。高等学校应当设立心理咨询机构，中小学校应当配备心理咨询人员，为学生提供精神健康咨询服务。

第二十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社会团体和老龄工作机构应当分别针对相关人群的特点，开展精神健康知识宣传、普及工作。

第二十一条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结合监狱、劳动教养场所的特殊性要求，加强对服刑人员、劳动教养人员的精神卫生工作，在卫生行政部门的指导下做好服刑人员、劳动教养人员精神障碍的预防控制工作。

第二十二条　鼓励社会力量按照有关规定开展心理咨询工作。心理咨询机构经依法注册登记后，可以按照执业规范开展心理咨询服务。

心理咨询机构和人员的执业规范由市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共同制定。

第二十三条　市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全市精神障碍信息分类报告和管理系统。

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内容、程序、时限和方式，将确诊的精神障碍者的情况向所在区的精神障碍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区精神障碍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对信息进行核实，并向市精神障碍预防控制机构报告。

第二十四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定期组织开展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了解精神障碍的发病以及疾病负担情况，为制定干预措施和决策提供依据。

第四章 诊疗服务

第二十五条　重性精神障碍者在发病期间，其监护人、近亲属应当送其到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其监护人、近亲属确无能力送往医疗机构治疗的，精神障碍者所在单位、公安机关、居住地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或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提供帮助。

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应当创造条件，方便精神障碍者接受治疗。

第二十六条　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应当由取得卫生行政部门核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进行。医疗机构应当根据精神障碍者的病情，为其提供积极、适当的治疗。

从事精神障碍诊断、治疗的人员应当具有精神科执业医师资格;重性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由具有二年以上精神障碍诊断、治疗工作经验的精神科医师作出。

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应当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精神障碍诊断标准、诊疗规范。


第二十七条　被诊断为精神障碍者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对诊断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诊断的医疗机构申请诊断复核。医疗机构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一个月内，组织两名具有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的精神科执业医师进行诊断复核，并作出复核结论。

与精神障碍者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精神科执业医师，不得为其进行诊断和诊断复核。

对精神障碍者进行诊断的精神科执业医师，不得为同一精神障碍者进行诊断复核。

第二十八条　精神障碍者自愿到医疗机构接受住院治疗的，精神科执业医师应当根据其病情作出是否住院治疗的决定。

自愿接受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者要求出院，精神科执业医师认为暂时不宜出院的，应当向本人及其监护人或者近亲属说明理由;本人坚持要求出院的，应当由本人及其监护人或者近亲属签字确认，并由医疗机构在其病历中记录后，办理出院手续。

第二十九条　精神科执业医师认为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障碍者必须住院治疗的，应当提出医疗保护性住院治疗的医学建议。监护人不同意精神障碍者住院治疗的，应当向医疗机构说明理由后签字确认，并由医疗机构在其病历中记录。

第三十条　医疗保护性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者经具有主治医师以上职称的精神科执业医师诊断，认定可以出院的，由精神障碍者的监护人或者近亲属办理出院手续;认定不宜出院的，应当向其监护人或者近亲属说明理由，由其监护人或者近亲属决定是否出院并签字确认后，由医疗机构在其病历中记录。

第三十一条　医疗机构发现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者未办理出院手续擅自离院的，应当立即寻找并及时通知其监护人或者近亲属;精神障碍者行踪不明的，医疗机构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报告所在地公安机关。

第三十二条　精神障碍者或者疑似精神障碍者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他人人身安全行为的，事发地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对其进行精神障碍鉴定;经鉴定，其事发当时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依法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将其送往指定的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实施强制医疗，并及时通知其监护人。

强制医疗的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依法制定。

　　第五章　康复服务

第三十三条　医疗机构应当为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者提供医疗康复服务；精神障碍者的监护人或者近亲属应当协助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者进行康复训练。


第三十四条　医疗机构应当将出院的重性精神障碍者的相关资料及时移交给社区(乡镇)医疗卫生机构。社区(乡镇)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对本辖区的重性精神障碍者建立档案。

精神障碍预防控制机构和社区(乡镇)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定期访视重性精神障碍者，指导其精神康复。

第三十五条　社区(乡镇)医疗卫生机构应当组织开展有利于精神障碍者康复的劳动、娱乐、体育等活动，增强其生活自理和社会适应能力。

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在本市设立精神康复机构或者提供康复设施，卫生等有关行政部门和残联等社会团体应当在技术等方面给予支持。

第三十六条　精神障碍者在家康复的，其监护人和家庭成员应当创造有利于康复的家庭环境，在生活等方面给予必要的照顾，增强其生活自理和社会适应能力。

第三十七条　医疗机构和社区(乡镇)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按照精神障碍者或者其监护人的要求，传授康复方法，普及康复知识，提高其康复技能。

第六章　权益保障

第三十八条　精神障碍者有获得精神卫生服务的权利，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限制精神障碍者的人身自由，不得歧视、侮辱、虐待、遗弃精神障碍者。

第三十九条　政府部门、医疗机构、与精神卫生工作相关的其他单位及人员应当依法保护精神障碍者的隐私权。

未经精神障碍者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不得对精神障碍者进行录音、录像、摄影或者播放与其有关的视听资料。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因学术交流等原因需要在一定场合公开精神障碍者病情资料的，应当隐去能够识别其身份的内容。

第四十条　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者享有通信、受探视的权利。因病情或者治疗需要有必要对其通信、受探视的权利加以限制时，精神科执业医师应当征得精神障碍者或者其监护人的同意，并在其病历中予以记录。

第四十一条　禁止利用保护性约束措施惩罚精神障碍者。

因治疗需要或者防止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等意外，需要对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者暂时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的，应当由两名精神科执业医师决定，在病历中记载和说明理由，并按照相应的操作规范执行;精神障碍者病情稳定后，应当及时解除保护性约束措施。

第四十二条　精神障碍者或者其监护人有权了解病情、诊断结论、治疗方案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有权要求医疗机构出具书面诊断结论。

第四十三条　需要精神障碍者参与医学科研活动或者接受新药、新治疗方法的临床试验时，医疗机构或科研机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并向精神障碍者或者其监护人说明医学科研、临床试验的目的、方法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对有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应当书面告知其本人，取得其书面同意;对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应当书面告知其监护人，取得监护人的书面同意。

第四十四条　重性精神障碍者康复后，依法享有入学、应试、就业等方面的权利，除国家另有规定外，有关单位不得以其曾患精神障碍为由，取消其入学、应试、就业等方面的资格。

重性精神障碍者康复后，有权参加各种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和残联等社会团体应当为其提供就业培训和推荐就业服务。

重性精神障碍者康复后，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其所在单位应当为其安排适当的工作，在待遇和福利等方面不得歧视。

第四十五条　精神障碍者的监护人或者近亲属应当对其进行妥善看管和照顾，督促其接受治疗、康复、就业培训等，保护其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法规已有处理规定的，从其规定;没有处理规定的，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理。

第四十七条　医疗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造成精神障碍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一)不按照第二十七条规定进行精神障碍诊断或者诊断复核的;

(二)违反第四十一条规定，利用保护性约束措施惩罚精神障碍者，或者不按照操作规范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或者不按照规定解除保护性约束措施的;

(三)违反第四十三条规定，擅自安排精神障碍者参与医学科研或接受新药、新治疗方式临床试用的。

第四十八条　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不遵守精神障碍诊断标准、诊疗规范，由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特别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书。

第四十九条　卫生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精神卫生工作中有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等违法行为的，由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条　精神障碍及重性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由卫生行政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自2010年9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