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我国民商检察监督立法的法典化

林智明


[内容提要] 出于回应商事审判蓬勃发展对司法公正的迫切需求，传统民事检察监督要在与行政检察监督分离的基础上作“民商检察监督”的大体系构造。“民商检察监督”是横跨民诉法及宪法的交叉学科话题，为适应司法监督工作规范化的需要，极有必要改变现行分散立法模式进行法源重整以推动独立的、专门的、统一的、单行的且具有宪政意义的法典化编纂运动。

[关 键 词] 民商检察监督 审判独立 法典化 申诉难 2007年民诉法修正案


2006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颁布开创了我国监督立法法典化的先河，对司法监督的规范化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针对法院民商审判工作的检察监督虽是颇具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但可能是局限于检察主体的视角将重点界限在传统“民事”事项忽略“商事”审判的蓬勃发展及社会对商事审判公正的迫切需求而造成诸多立法空白及停滞，或因检察理论一直处在司法改革边缘化的“被主流学者们遗忘的角落”，[1]具有法典编纂意义的统一立法始终没有展开，即便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尚停留在“小打小闹”的阶段，这大大地拖拉了司法监督规范化的“后腿”。本文拟提出“民商检察监督立法的法典化 ”命题，并从法院司法监督的角度谈些不太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法律基础——从民商检察监督的法源推演法典化
我国民商检察监督的法律渊源基本形成了以宪法为导源、基本法律为骨架、司法解释为基础的整体格局：（1）宪法第129条规定了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法定机关的性质及职能；（2）《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第3款、《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8条均规定检察院对法院确有错误的生效判决和裁定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3）民事诉讼法对民商检察监督制度作了具体的规定：第14条规定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第187条第1款规定了抗诉作为法律监督的基本手段及具体事由，第2款确立了同级检察院提请抗诉及上级检察院承担具体抗诉的原则；第188条规定了抗诉的双层再审制度及法院在30日内作出再审裁定的时限；第189条规定提出抗诉的形式即检察院须制作抗诉书；第190条规定对抗诉再审案件检察院派员出庭制度；（4）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范围的规定》以及2001年颁布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就民商检察监督权的行使的范围、受理、立案、审查、提请抗诉、抗诉、出庭等作了详细的规定。由此可见，我国民商检察监督的法律渊源具有以下特点：（1）极高的法律位阶。我国民商检察监督的权力来源乃有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予以明确，其具体的监督手段亦由规定基本司法制度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此两法是具有宪法性质的规范化法律文件，其法律地位显然高于普通法律；（2）跨领域法的性质。我国民商检察监督的法律渊源横跨法院审判及检察工作两大坂块，具有双重性，一方面由调整民商事基本制度及诉讼的法律规制，另一方面也由规范检察工作的法律及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均可成为具体的应用法律解释的制订主体；（3）不具备独立性。作为民商检察监督主要正式法源的民事诉讼法长期以来将检察监督作为再审程序启动机制来定位，民商检察监督成为法院审判监督程序的配角，民商检察监督法始终没有脱离民事诉讼的藩篱而独立成长；（4）不具有专门性。我国缺乏专门的民商检察监督立法，即便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也是将其与行政检察监督作捆绑式规定，对其专业性照顾不足；（5）体系不健全。我国民商检察监督立法单薄，法律条文寥寥无几，存在众多的法律空白，未有形成内容丰满、结构明晰的规范群；（6）存在法律冲突。比如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执行程序、保全程序、诉讼费用负担等方面的抗诉，以及人民检察院在庭审中的地位、阅卷或是审查阅卷的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之间存在重大的意见分歧；[2]（7）不反映理论研究最新成果。自2003年第7届全国民事诉讼学术研讨会以来，我国民商检察监督制度的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丰富的成果，遗憾的是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总言之，我国民商检察监督法律不能满足规范检察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的实践需要，应推动法典化运动进行专门、统一、完备的法律编纂。此种趋势已在司法实践中显现，《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标志我国民商检察监督法律的统一化业具雏形。但该规则将民商及行政的检察监督作统一规制在专门性的深入程度还不足够，尚没有改变检察监督作为民商再审程序启动机制的狭隘定位，民商检察监督还没有赢得应有的独立地位并脱离民诉法的框架遵循自身体系及结构逻辑作充分而健全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该规则仅是检察系统的单方造法没有体现其跨领域法的性质而在司法实践中造成法院与检察院之间诸多的紧张关系，而且其作为检察院应用法律的司法解释远远没有满足民商检察监督具有宪政制度的至高无上的法律效力的要求，因此，我国民商检察监督法律虽已迈出统一化的一小步，但“雄关漫道真如铁”，其法典化的历史使命任重道远，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理论逻辑——从审判独立与检察监督的关系证成法典化
民商检察监督法律作为跨领域法，其涉及的不单纯是检察监督权的职权范围与运作问题，仅靠检察监督经验的总结及单边的努力，法典化则有失全面性成为缺乏科学性的理论乌托邦，将其画定为对审判独立的外来干预致使其成为法院展开民商再审诉讼的配角，法典化则因民商检察监督法律主体性的掩埋及自主发育的桎梏而不过是当今民诉法粗描淡写、廖廖无几的立法境况下的迷人的幻想。民商检察监督法律是以审判独立与民商检察监督关系作为调整对象的，这意味着其涉及的不是普通性的民商社会关系，而是以法院及检察院两大司法机关职权行使及其协调的权力性质问题，因为无论是法院审判权的独立行使还是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均属于国家权力范畴，此两种司法权力运作过程中产生的冲突及协调问题显然也归类为权力治理层面的问题。“宪法恰是驯服公权力的工具，也正因为如此，宪政才获得了强大的号召力。质言之，宪法问题就是关于权力的问题”，[3]因此，审判独立与检察监督关系是宪政建设中十分重要的内容，诚如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在《肯塔基州会议》中所言：“在权力问题上，不是倾听对人的信赖，而是需要用宪法之锁加以约束，以防止其行为不端”，[4] 民商检察监督法律就其效力位阶应该是宪法类型的法律。当今仅由《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简单规定赋权条款，主要由《民诉法》作草草规定，以司法解释做具体补充的立法体系显然与民商检察监督法律的宪法位阶的地位及层次极不相称，这在司法实践中造成对民商审判监督的乏力、疲软甚至走过场。因此，民商检察监督的各式法律渊源应从《民诉法》中审判监督启动程序的角色定位中解脱出来以获取独立的主体性地位，并脱掉普通法律及司法解释的“平民外衣”推动宪法性质规范化文件意义的升级编纂及法典化。民商检察监督法律关系具有内容的丰富性及逻辑的体系性，正如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分析政府权力两面性：“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5]法院审判独立与检察院法律监督权同样也具有权力构造与权力制约这“一个铜板的两面”的内容，法院在维护审判独立的同时也得为司法监督开辟顺畅的渠道，检察院对民商审判依法进行法律监督的同时也须根据尊重审判独立的尺度保持相应的谦抑，而其中审判独立与检察监督的冲突及协调作为二者的平衡互动也需要形构某种稳态的制度化标准以消弭权力的角逐与倾扎。故而，因循自身的逻辑性及体系性，民商检察监督法律为避免分散立法必然带来的法律空白、法律冲突推动统一立法运动将是其脱离民诉法轨道自主迅猛发展的必然要求。正如行政诉讼从混同民事诉讼到《行政诉讼法》单独成文的发展轨迹一样，鉴于行政审判与民事审判性质的差异，行政检察监督与民商检察监督也因在规制对象、基本理念及制度选择等方面的不同而逐步分离，且《民事诉讼法》及《行政诉讼法》对检察监督权力来源的分离规定模式已为行政检察监督独立于民商检察监督打下了制度基础，我国民商检察监督立法应明了此种趋势而往专业性及纯粹性大步深入发展，推动民商领域的专门立法。我国《宪法》基本体系及结构已定且要保持长久的稳定性，因此期望修改宪法将民商检察监督制度补充其中实在不太现实，因此民商检察监督法律独立于《宪法》之外谋取单行宪法性文件的法典化形式将是唯一可取且可行的选择。但我国《宪法》重在权力分配，在权力治理上忽略了权力冲突及协调的体制性安排，故应出台相应修正案对审判独立与检察监督的冲突及协调作原则性规定，以明确制订民商检察监督单行宪法的宪政基础。

三、社会需求——从处理涉诉信访的“申诉难”现象把脉法典化
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步伐的迈进，我国法院迎来了涉诉信访案件的巨大的历史洪峰：最高人民法院从1993年至1997年共处理和接待来信来访540000件次，2001年则处理152557件次，2003年处理120000余件次，2004年处理147665件次，2005年处理147449件次；全国各级法院1996年接待公民来信来访520万余件次，1998年接待935万余件次，1999年接待1069万余件次，2000年接待939万余件次，2003年处理397万余件次，2004年办理422万余件次，2005年办理3995244件次。[6]然而由于法律机制的不健全，“特别是1991年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对申请再审事由、审查程序等规定得不够具体明确，影响和制约了审判监督职能的发挥。一些申诉得不到及时处理，有的被长期搁置，形成了‘申诉难’的局面”。[7]“如果说，我们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是在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或近或远的枝叶，那末，这些观念终究抵抗不住因这种经济关系完全改变而产生的影响”，[8]大量经济社会矛盾因“申诉难”长期积压得不到化解，必然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作相应的调整及完善。这主要体现在1995《信访条例》的废止以及2005年新《信访条例》的施行，以及保险监督委员会、公安部、建设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卫生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等新的信访工作办法或规定的颁布，还有民事诉讼法修改，“中央高度重视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申诉难’问题，并将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十届人大每次会议期间，均有不少代表提出修改现行民事诉讼法议案。其中针对当事人‘申诉难’、‘执行难’，要求完善审判监督程序和执行程序的议案57件，占总数的2/3。因此，十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也将民事诉讼法修改列入其中”，[9]并最终于2007年通过修正案。可见，涉诉信访及其“申诉难”问题已促成行政法律完成法典化的形式演进，然而民诉法2007年修正案仅在抗诉事由、“上级抗”原则及进入再审期限等三个狭窄范围所作的轻微反应则显属“小巫见大巫”，其内容极不完备存在诸多法律空白根本不能满足当事人提出申诉的“有法可依”的需求，其形式分散、法律互为抵触也不能满足当事人选择申诉处理机制及预测最终结果的需要，其主要作为非正式法律的司法解释地位也不能满足重振法律监督权威的需要造成实践中检察监督软弱无力、效果式微，功能发挥不全，不能充分实现作为替涉诉信访及“申诉难”分担解优的“社会安全阀”之功效。比如，佛山市中级法院的调研就表明：“从佛山中院2005年统计的情况看，由当事人申诉再审的案件有640件，占申诉总数的94.8%；检察院抗诉再审的案件32件，占4.7%；上级法院指令再审和本院自行再审的案件3件，只占0.44 %。”[10]“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就是任何的社会需要、法律等等都应当从政治上来考察，即从整个国家的观点，从该问题的社会意义上来考察”，[11] 涉诉信访及其“申诉难”问题关乎国家稳定与发展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且就性质而言，公民信访权是《宪法》第41条规定的批评权、建议权、控告权、申诉权及检举权的上位概括，属于一种宪法权利，法院、检察院等有关国家机关处理群众信访是宪法课以的义务，因此强化检察监督以化解“申诉难”问题就属于宪政建设命题中的宪法问题。“人类以国家为单位的各个历史阶段，每走过一个艰难困苦的里程，都要通过宪法来制定克服困难所需要的新规则，以此来继续人类的发展；每经过一段苦难深重的生活，都要通过宪法来确定为消除苦难所需要的新的政治及社会形态，从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12]超越司法解释及普通法律的位阶上升到宪法层面推动民商检察监督法律形式的法典化，就是我国司法机关在构建和谐社会新时期树立法律监督权威、分泄涉诉信访洪峰、走出化解“申诉难”困境的必然的客观要求。此部法典之社会意义在于，以内容完备、体系健全的单行宪法性文件作为当事人寻求检察公权力救济民商合法权利的行为指南，有利于社会民众消弭“法上有权”的人治思想和根深蒂固的“包清天”情结，在法律充足的框架内理智地思考信访及申诉的必要性、可行性，并审慎地选择检察监督的救济途径，减少缠诉缠访、闹访、京控等危害社会稳定的现象，并在司法实践中切实强化民商检察监督的实际功能与作用，杜绝各种现象违法审判，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最终实现。

四、历史启示——从中国监督法制建设的得失成败评点法典化
希梅尔法伯称赞阿克顿勋爵给政治和宗教同时带来一个真理：“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13]这从人性论的角度夯实了权力制约的理论基础。适应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需要，自秦汉以来我国历朝历代都重视监督法制的建设，尤其被认为具备现代检察功能的监察制度在古代中国非常发达，对当今法律监督法制建设具有丰富的历史价值及深刻的启示：一是法典化是监督制度自身发展的逻辑必然。封建社会负责纠察百官、追究官吏犯罪的御史具有多项职能，拥有侦查、逮捕、审判等广泛的权力，具体如驱磨点检、微行暗察、风闻奏事、越级弹奏、大事奏裁、小事立决、特事先斩后奏等，随着其组织机构不断完善及发展、职权运作日益成熟规范，从发端时期开始就产生了具有法典性质的专门规范——秦朝的《语书》。之后各朝代均承袭秦制保持专门法典的形式，如西汉惠帝时规定了监察纠举包括断狱审案不直、官吏贪污受贿及严苛不法等现象的“九条规则”，唐代监察官吏善恶行为的“六察法”，元朝的《宪台格例》、《察司体察条例》、《察司合察事理》等、明朝的《纠劾官邪规定》、《巡抚六察》、《巡按六察》等，清朝的《巡方事宜十款》、《台规》及《都察院规则》等。由是观之，随着现代民商关系的蓬勃发展，尤其是《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以较低的门槛洞开了各类民商纠纷蜂涌至法院的大门，民商检察监督关系及相关制度也会因循内在规律迅猛发展进而形成一个颇具规模、条理明晰的制度体系，专门的法典化立法也就瓜落蒂熟；二是法典化是法律监督权力构造及权力制约两大主题语话的立法统一。权力构造是基础，是法典化内容的正面，否定法律监督权力构造的社会需求则法典化无从谈起。我国从1957年至1978年的长达二十多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左倾”思想及法律虚无主义影响下砸烂公检法，废除法律监督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最典型的例证。“五十多年的经验教训证明，我国什么时候重视法律监督，什么时候社会主义法制就发展，什么时候削弱以至取消法律监督，什么时候社会主义法制就受到损害以至破坏；反之亦然。在我们这样一个影响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因素严重存在的国家，如果没有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就难免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违反法制原则的现象，社会主义民主也就失去了法制的保障。”[14]我国民商检察监督权即抗诉权除权力来源、抗诉事由等几个方面取得法律形式外，诸如行使的范围、程序设计等或存在构造不足或仅停留在检察系统单方制定的司法解释的层次，远远未能满足促进民商检察监督权合法运作的“有法可依”的需要。权力制约是法典化内容的背面，也是宪政的核心，“‘如何规制公权力’，是一个众人关注的焦点，也是宪法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人们对此的关注限度远远超过其他的事项，以至于几乎人人都接受了宪法是限权之法，宪政即限政的论调。”[15] 对法律监督权制约的缺失或不足，法制建设及民主政治同样会受到损害。例如，宋朝设立御史台及谏院掌管检察大权，但台谏官吏由皇帝亲自任命，允许风闻弹奏，不受任何限制，成为皇帝牵制宰相等政府官员的一种力量，以及权臣专权和排斥异己的工具。这也恰正是我国检察监督权缺乏制约机制现实的真实写照，“三大诉讼法皆赋予了人民检察院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再审抗诉权，……，由于法律在赋予检察院再审抗诉权绝对权威的基础上，并未就再审抗诉权行使的具体程序加以规范，以至于在检察院看来，它们不仅拥有对法院所有生效裁判的抗诉权，而且可以在认为必要时进行调查取证、调阅案卷、出席庭审、参与质证、发表辩论意见等各项活动，致使法、检两家冲突愈演愈烈”，[16] 其直接后果就是构成对审判独立的严重干预及危害；三是法典化是民商检察监督独立性充分发展的必然产物。我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行“审检合署制”，在审判机关内附设检察机构，检察监督不具备应有的独立性，要形成体系独立的专门法典在当时简直是无法想象的。直到今天，检察监督还定位为三大诉讼再审程序的启动机制，长期在诉讼法的制度体系内充当再审程序的配角，民商检察监督也一直与行政检察监督“拉郎配”，其独立自主发展的模式还没有建立。只有将争脱民诉法体制的束缚的“独立自主运动”进行到底，民商检察监督的法典化才能在自在的空间里看到那一缕黎明的曙光。

结语
法典化正是奏响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度和繁荣的时代法治主旋律的那串最响亮、最动听的音符。“天刚刚破晓，明天还会远么？”或者远古秦王朝《语书》那些光辉而灿烂的篇章可告诉我们那是在重现法治国的时代语境中可以拷贝的法制辉煌而不仅仅是法史学家们梦呓般的追思，或者《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的既在及新《信访条例》的施行已让我们在惊喜的欢呼声中确信“事实真的就是那样”，又或者《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颁布已令我们感受到理论与历史逻辑的无比强大的力量并能聆听到司法监督规范化列队行进的驼铃声，但或许仅有“回归宪政基础”的睿智尚不足够，民商检察监督摆脱民诉法谋求独立自主发展的宪政空间更会遭遇残酷的思想挣扎，我们还是宁愿选择相信法典化——一部气度恢宏的《法律监督法》或至少作为其阶段性成果的《民商检察监督法》确实可以成为一个可期盼的辉煌，而不忍看到2007年民诉法的修订及其小修小补的分散立法模式将梦想就此冰封。如此而已。要是庆幸能有智者最终辨清这并非是虚假的幻象，天，或许，才刚刚开始破晓。

注释:
[1] 张智辉、谢鹏程：《现代检察制度的法理基础——关于当前检察理论研究学术动态的对话》，载《诉讼法学、司法制度》（人大复印资料），2003年第2期。
[2] 常怡：《民事检察监督三个原则性的想法》，载《诉讼法学、司法制度》（人大复印资料），2004年第5期。
[3] 秦前红、叶海波著：《社会主义宪政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页。
[4] 秦前红、叶海波著：《社会主义宪政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3页。
[5] [美]汉密尔顿等著：《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64页。
[6] 这些数据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历年工作报告，载最高人民法院网，www.court.gov.cn/work。
[7]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修改的意图及其实现》，载《人民司法•应用》，2007年第23期。
[8]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2页。
[9]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修改的意图及其实现》，载《人民司法•应用》，2007年第23期。
[10] 柳菁：《关于申诉难问题的调研报告》，载中国民商法律网，www.civillaw.com.cn/article。
[11]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95页。
[12] [日]杉原泰雄著：《宪法的历史——比较宪法学新论》，吕昶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13] [英]阿克顿著：《自由与权力——阿克顿勋爵论说文集》，侯健、范亚峰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42页。
[14] 朱孝清：《中国检察制度的几个问题》，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2期。
[15] 秦前红、叶海波著：《社会主义宪政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5页。
[16] 虞政平：《我国再审制度的渊源、弊端及其完善建议》，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 田平安、李浩等：《中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载《诉讼法学、司法制度》（人大复印资料），2004年第5期。
[2] 邓思清：《论审判监督的理论基础》，载《法律科学》2003年第3期。
[3] 沈德咏：《关于深化审判监督改革的若干意见》，载《人民司法》2002年第10期。
[4] 黄松有：《检察监督与审判独立》，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
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肃省人民政府令第6号


　　《甘肃省工程建设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已经１９９４年５月４日省人民政府第七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省长　张吾尔
　　　　　　　　　　　　　　　　　　　　　　　　　　一九九四年五月十八日
　　　　　　　　　 甘肃省工程建设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工程建设施工招标投标的管理，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关于《工程建设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我省境内新建、改建、扩建、技术改造和装饰等建筑面积２０００平方米以上或总投资５０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除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宜招标的特殊工程外，均应按本办法实行招标。


　　第三条　施工招标投标，应当坚持公平交易、平等竞争的原则，不受地区、部门限制。


　　第四条　施工招标投标是双方当事人依法进行的经济活动，受国家法律保护。凡具备条件的建设单位应按本办法组织工程建设的施工招标，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企业均有权参加投标。


　　第五条　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工作，实行分级管理的原则。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部属（含军队）、省属单位的建设项目；地（州、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地（州、市）属的建设项目。省、地（州、市）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招标办公室）具体负责管理和监督。

第二章　管理机构与职责





　　第六条　省建设委员会负责全省工程建设施工招标投标的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招标投标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制定本省施工招标投标的有关规定；
　　（二）监督、检查各地（州、市）、省级各厅、局（总公司）、中央在甘各单位的招标投标工作，总结、交流工作经验，提供服务；
　　（三）审批省内咨询、监理等单位代理施工招标投标业务的资格；
　　（四）调解施工招标投标纠纷；
　　（五）否决违反招标投标有关法规、规章的定标结果；
　　（六）对违反招标投标规定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处罚。


　　第七条　省招标办公室是省建设委员会管理招标投标工作的办事机构，负责施工招标投标的日常管理监督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审查建设单位的招标资质；
　　（二）审批招标申请书和招标文件；
　　（三）审定标底；
　　（四）监督开标、评标、定标和议标，认证中标通知书；
　　（五）调解招标投标活动中的纠纷；
　　（六）具体办理省建设委员会的处罚决定；
　　（七）监督承发包合同的签订、履行。
　　招标投标管理费，按分管工程中标价或合同价的千分之一收取，建设单位和中标单位各缴纳５０％。此费用列入标底和投标报价之中，由管理费中支出。


　　第八条　各地（州、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招标办公室，应依照省建设委员会及省招标办公室关于招标投标工作的管理职能，负责做好本辖区内工程建设招标投标的监督、管理工作。
　　各地（州、市）招标办公室收取的管理费，其中１０％上缴省招标办公室。
　　各级招标办公室收取的招标管理费按预算外资金管理，纳入同级财政部门“专户储存”。并使用财政部门印制的统一收费票据。


　　第九条　各中央在甘单位、建设工程上级主管部门，应协同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本办法规定，督促、检查所属建设单位从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作好招标投标的各项工作。

第三章　招标





　　第十条　按照建设项目实行业主负责制的原则，建设单位作为投资的责任者和业主享有下列权利：
　　（一）按照有关规定程序，有权组织招标活动；
　　（二）根据政府规定的资质标准，有权正当选择和确定投标单位；
　　（三）根据有关的价格管理规定和招标办公室审定的评标办法，有权选定中标价格和中标单位。印发经认证后的中标通知书。


　　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招标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是法人、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
　　（二）有与招标工程相适应的经济、技术管理人员；
　　（三）有组织编制招标文件和标底的能力；
　　（四）有审查投标单位资质的能力；
　　（五）有组织开标、评标、定标的能力。
　　不具备上述条件的，须委托经省建设委员会批准具有相应资质的咨询、监理等单位代理招标。


　　第十二条　建设项目招标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概算已经批准；
　　（二）建设项目已正式列入国家、部门、地方的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或经有关单位批准并已报建；
　　（三）建设用地的征用工作已经完成；
　　（四）有能够满足施工需要的施工图纸及技术资料；
　　（五）建设资金和主要建筑材料、设备的来源已经落实；
　　（六）已经建设项目所在地规划部门批准，施工现场的“三通一平”已经完成或一并列入施工招标范围。


　　第十三条　施工招标可采用项目的全部工程招标、单位工程招标、特殊专业工程招标等方法。但不得将单位工程肢解为分部、分项工程进行招标。


　　第十四条　施工招标可采用下列方式：
　　（一）公开招标。由招标单位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方式发布招标公告；
　　（二）邀请招标。由招标单位向有承担该工程施工能力的三个以上（含三个）施工企业发出招标邀请书；
　　（三）议标。对不宜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的特殊工程，应报分管的招标办公室审查批准后方可议标。参加议标的单位一般不得少于两家。


　　第十五条　施工招标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由招标单位组织一个与本办法第十一条要求相符的招标班子；
　　（二）向招标办公室提出申请。申请书的主要内容包括：招标单位的资质，招标工程已具备的条件，拟采用的招标方式和对投标单位的要求等；
　　（三）编制招标文件和标底，并报招标办公室审定；
　　（四）发布招标公告或招标邀请书；
　　（五）投标单位申请投标；
　　（六）对投标单位进行资质审查，并将审查结果报招标办公室核定后通知各申请投标单位；
　　（七）向合格的投标单位分发招标文件及设计图纸、技术资料等；
　　（八）组织投标单位踏勘现场，并对招标文件答疑；
　　（九）建立评标组织，制定评标、定标办法；
　　（十）召开开标会议、审查投标标书；
　　（十一）组织评标、决定中标单位；
　　（十二）发出认证后的中标通知书；
　　（十三）建设单位与中标单位签订承发包合同。


　　第十六条　招标文件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工程综合说明：包括工程名称、地址、招标项目、占地范围、建筑面积和技术要求、质量标准及现场条件、招标方式、要求开工和竣工时间、对投标企业的资质等级要求等；
　　（二）必要的设计图纸和技术资料；
　　（三）工程量清单；
　　（四）由银行出具的建设资金证明和工程款的支付方式、预付款的百分比及结算办法；
　　（五）主要材料（钢材、木材、水泥等）与设备的供应方式，加工定货情况和材料、设备价差的处理方法；
　　（六）特殊工程的施工要求及采用的技术规范；
　　（七）投标书的编制要求及评标、定标原则；
　　（八）投标、开标、评标、定标等活动的日程安排；
　　（九）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条件》的调整要求；
　　（十）要求交纳的投标保证金额度，其数额视工程大小确定，最高不得超过１０００元；
　　（十一）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第十七条　招标文件一经发出，招标单位不得擅自变更其内容或增加附加条件；确需补充和变更的，报招标办公室批准后，在投标截止日期７天前通知所有投标单位。


　　第十八条　招标文件发出１０天内，招标单位组织答疑会。答疑纪要作为招标文件的补充，应报招标办公室备案，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投标单位。


　　第十九条　发出招标文件至投标截止时间，小型工程不少于１５天，大中型工程不少于３０天。

第四章　标底





　　第二十条　工程施工招标必须编制标底。标底应由招标单位自行编制或委托经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定具有编制标底能力的咨询、监理单位代理编制。
　　标底内容一般由造价、工期、质量标准、主要材料用量等构成。


　　第二十一条　编制标底应遵循下列原则：
　　（一）一个招标工程只能编制一个标底；
　　（二）按照设计图纸及有关资料、招标文件，参照国家和省规定的技术、经济标准定额、基价及规范，确定工程量和编制标底；
　　（三）标底价格应由成本、利润、税金、招标投标管理费等组成，一般应控制在批准的总概算（或修正概算）及投资包干的限额内；
　　（四）标底价格作为建设单位的期望计划价，应力求与市场的实际变化吻合，要有利于竞争和保证工程质量；
　　（五）标底价格应考虑人工、材料、机械台班等价格变动因素以及包干费、措施费和不可预见费等。


　　第二十二条　标底必须报经招标办公室审定。


　　第二十三条　标底一经审定应密封保存至开标时，所有接触过标底的人员均负有保密责任，不得泄漏。

第五章　投标





　　第二十四条　施工企业作为建筑产品的生产者，在施工招标投标的活动中，享有下列权利：
　　（一）凡持有营业执照和相应资质等级证书的施工企业或施工企业联合体，均可按招标文件的要求参加投标；
　　（二）根据自己的经营状况和掌握的市场信息，有权确定自己的投标报价；
　　（三）有权对要求优良的工程实行优质优价；
　　（四）根据自己的经营状况有权参与投标竞争或拒绝参与竞争。


　　第二十五条　投标单位应向招标单位提供下列材料：
　　（一）企业资质等级证书和营业执照；
　　（二）企业简历；
　　（三）自有资金情况和开户银行资信证明；
　　（四）全员职工人数，包括技术人员、技术工人数量及平均技术等级等，企业自有主要施工机械设备一览表；
　　（五）近三年承建的主要工程及其质量情况；
　　（六）现有主要施工任务，包括在建和尚未开工工程一览表。


　　第二十六条　投标单位领取招标文件时，须按规定交纳投标保证金。


　　第二十七条　投标单位应按招标文件的要求，认真编制投标书。投标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综合说明；
　　（二）按照工程量清单计算的标价及钢材、木材、水泥等主要材料用量。投标单位可依据统一的工程量计算规则自主报价；
　　（三）保证工程质量、进度、施工安全的主要技术组织措施；
　　（四）施工方案和选用的主要施工机械；
　　（五）计划开工、竣工日期，工程总进度；
　　（六）对招标文件及合同主要条件的确认。


　　第二十八条　投标书须有投标单位和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的印鉴。投标单位应在规定的日期内将投标书密封送达招标单位。如果发现投标书有误，须在投标截止日期前用正式函件更正，否则以原投标书为准。


　　第二十九条　投标单位可以提出修改设计、合同主要条件等建议方案，并作出相应报价和投标书同时密封寄送招标单位，供招标单位参考。

第六章　开标　评标　定标





　　第三十条　开标、评标、定标活动，在招标办公室的监督下，由招标单位主持进行。


　　第三十一条　招标单位应邀请有关部门和投标单位及评标定标组织成员单位参加开标会议。当众宣布评标、定标办法，启封投标书及补充函件，公布投标书的主要内容和标底。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投标书即宣布作废：
　　（一）未密封；
　　（二）无投标单位和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的印鉴；
　　（三）未按规定格式填写，内容不全或字迹模糊、辩认不清，涂改处没有盖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印鉴的；
　　（四）逾期送达的；
　　（五）投标单位未参加开标会议的；
　　（六）在一个招标工程中，投标单位报两个以上的标书或报价，又未声明哪个有效的。


　　第三十三条　小型工程评标组织：评标、定标由建设单位与其上级主管部门（包括由建设单位委托的咨询、监理单位）组成。大中型工程、特殊工程评标组织：评标、定标由建设委员会、计划委员会、主要投资方、造价管理部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建设单位与其上级主管部门等组成，必要时还可邀请有关专家参加。


　　第三十四条　评标、定标应采用科学的方法。评标、定标成员单位，要按照平等竞争、公正合法原则，维护招标投标单位的合法权益，根据评标办法和有关价格管理规定，对投标单位的报价、工期、质量、主要材料用量、施工方案及施工业绩、企业信誉等进行综合评价，择优确定中标单位。


　　第三十五条　自开标（或开始议标）至定标的期限，小型工程不超过１０天，大中型工程不超过３０天，特殊情况经招标办公室批准后可适当延长。


　　第三十六条　确定中标单位后，招标单位应于７天内发出经招标办公室认证的中标通知书，同时缴纳招标投标管理费。中标通知书同时抄送各未中标单位。未中标的投标单位应在接到通知后７天内退回招标文件及有关资料，招标单位同时退还投标保证金。


　　第三十七条　中标通知书发出３０天内，中标单位应与建设单位依据招标文件、投标书、答疑、补充纪要和中标通知书签订工程承发包合同，并报招标办公室审查备案。

第七章　罚则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地（州、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机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通报批评、中止招标、取消一定时期投标权、不准开工、责令停止施工的处罚，并处以罚款：
　　（一）应实行招标而未招标的工程，对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各处以工程总造价５％以下的罚款。该施工单位３个月内不得参加投标，工程补办招标投标手续；
　　（二）招标单位隐瞒工程真实情况的（如建设规模、建设条件、投资、材料的保证等），对建设单位处以工程总造价２％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由建设单位负责赔偿；
　　（三）泄露标底，影响招标投标工作正常进行的，对责任单位处以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对当事人处以５００元以下的罚款。以非法手段获取标底的施工单位，取消对该工程的投标资格，宣布招标无效，工程另行组织招标；
　　（四）投标单位不如实填写投标申请书，弄虚作假、虚报企业资质等级的，除不得参与本招标工程投标外，６个月内不得参加投标；
　　（五）投标单位串通作弊，哄抬标价，致使定标困难或无法定标的，由招标单位重新组织招标，对串通作弊的投标单位处以１００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六）定标后，逾期拒签承发包合同的，是中标单位的责任，没收投标保证金，是招标（建设）单位的责任，处以与投标保证金相等数额的罚款，工程另行招标；
　　（七）决标后不按时缴纳招标投标管理费的，从认证中标通知书第７日起，每日收取千分之三的滞纳金。
　　罚没收入一律上缴同级财政部门，并使用省财政厅印制的统一罚没票据。


　　第三十九条　有效施工合同是拨款的依据，凡没有经招标办公室认证的中标通知书及不招标工程的批准手续，签订的施工合同无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批开工报告，不发施工许可证，规划部门不验线。


　　第四十条　建设单位在招标过程中索贿受贿，收受“回扣”；投标单位以行贿、给“回扣”等不正当手段获取工程任务的，按有关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投标单位投标后，由于招标（建设）单位的原因而中止招标或招标失败的，招标（建设）单位应向各投标单位赔偿与投标保证金额度相等的经济损失。


　　第四十二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索贿受贿、渎职失职违反本办法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在招标投标中发生纠纷，可自行协商处理或由招标办公室进行调解。


　　第四十四条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收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１５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１５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五条　涉外工程的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国家未作出规定前，省内暂按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由省建设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１９８９年省人民政府发布的《甘肃省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同时废止。其它有关规定与本办法相抵触的，按本办法执行。